即使是文学研究者，亦每对牧斋的政治行为多所议论，至若执此泛历史、泛道德论以为诠释牧斋诗文之基础者，亦所在多有。牧斋的政治、历史、道德问题固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它不应该成为探论牧斋的终极问题，或答案。设若我们的目的是研究牧斋的诗文，又以此种泛历史、泛道德判断为认识基础，则我们的赋义过程(signification process)就难免在上述的范畴中流转，不无画地为牢之虞，限制了多方讨论的空间与展开。谓余不信?请观一例。在下诏于国史内增立《贰臣傅》之前六、七年，乾隆帝读牧斋《初学集》，因题诗曰:
平生谈节义，雨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

乾隆此御制诗，作“口号诗”之一例观可也，无多圣哲，打油有余，讥讽之意，一泄无遣。牧斋确喜于诗文谈朝廷之安危、名士之节义，而在乾隆看来，此满口节义之人，却“两姓事君王”，言行不一，修辞不立其诚，更全无臣节。如此进退无据、大节有亏之人，根本已失，文章复何足观哉!复由牧斋之道德与夫文章而及其“咏香囊”，将其言情之作亦一并否定。最后抨击牧斋另一生命面向，判其晚年“逃禅”乃走投无路之举，实于佛教之真谛无识。乾隆之咏牧斋，因人废言之极致，以道德批判为终始，把牧斋一棍子打死。后之研究者固然鲜少抱持如此极端的立场，但泰半会对牧斋的出处进退作出如乾隆诗首三句般的述评。如此一来，仍难免落入道德判断的窠臼。真正的困难或尴尬在于，道德批评的依据及逻辑难以延伸至其他与之性质不同的意义场域(fields of meaning)，譬如，牧斋的诗文、宗教信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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