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生交给经济学
——新年到来的一份“体检单”

经济学人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体检时间。在候诊室里仿佛等了一个世纪，你翻着那些被人翻到卷边的世界顶级刊物（你知道吗，印度尼西亚正处在十字路口？），终于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一个笑容可掬的专业人士在等你，但这一次，房间里闻到的不是消毒水，而是白板笔溶剂的味道。这里没有折叠诊疗床，取而代之的是角落里帘子后的一台彭博终端，市场每跳一下，它就闪一次红或绿。经济学家现在要见你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位并不怎么“谦虚”的经济学家——曾写道，经济学家应当让公众觉得他们是“谦逊、能干的人”，就像牙医一样。如果能让大众把这个职业看作与穿白大褂的同行处在相近水平，那将是“极好的事”。凯恩斯更多是在说：关于如何治理经济的技术官僚式共识，而不是医疗专业人士那种一对一、个性化的照护与关注。但如果这个行业既认真对待他的想法，又按字面意思去实践，会怎样？去一趟“经济学家门诊”，真的能让你的生活更好吗？

一进门，首先要确认“哪里不舒服”：收入，还是幸福？好消息是：钱多一些，确实更可能让人更开心。过去经济学家担心，收入提高对情绪福祉的增益会在某个点触顶——2010年的一项研究把这个点定在7.5万美元（按今天约为11万美元）——但宾夕法尼亚大学马修·基林斯沃思的研究推翻了这种看法。他发现，除极少数人外，幸福感通常会随着收入继续上升，而且看不到明确的上限。现代经济学研究于是证明：英国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说“美好的东西比糟糕的东西更美好，这种方式没有尽头”，并非玩笑。但即便真存在一个“再多钱也不会更快乐”的拐点，经济学家的绝大多数“病人”仍会在其他与幸福无关的方面，从更高收入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济学家不妨把注意力放在可验证、可衡量的层面，把超越性的议题留给牧师。

对很多“病人”，经济学家翻完病历可能会叹一句：“要是从这里开始就好了。”出生地对人生结果的影响最大。全球83%生活在非富裕国家的人，一开始就拿到一手烂牌。好在处方简单：能搬就搬。迁移的回报高得惊人。2016年，时任全球发展中心的迈克尔·克莱门斯、世界银行的克劳迪奥·蒙特内格罗，以及时任哈佛大学的兰特·普里切特在一篇论文中估算：一个典型的30岁、受过中等教育的男性，从贫穷世界迁往美国后，每年可获得约1.4万美元的收益（按不同物价水平做过调整）。这种收益很可能还会传递给下一代。事实上，经济学家更困惑的是：为什么迁移的人这么少，而不是更多。（边境围栏只能解释一部分。）

接下来的建议取决于你的年龄，以及你的人生“哪里出了问题”。少数几项重大决策——是否上大学、学什么专业、选择什么职业、是否组建家庭以及与谁组建——比其他决定更关键。读大学通常是个不错的选择。英国智库财政研究所（IFS）在2020年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特征并考虑税收后，上大学一般会让终身收入提高约20%。但回报高度依赖专业：选择创意艺术课程的人，几乎不指望获得财务收益。男性医生和经济学家都能获得约50万英镑（62.5万美元）的终身工资增量。

经济学家还会提醒你：工资差异当然存在于不同职业之间，但越来越多的差异并不只由“你做什么”决定，也由“你在哪家公司做”决定。因此，尽量去“超级明星雇主”那里工作。工会化企业可能比非工会企业给得更高，但如果你是高绩效的那类人，反而可能更适合去非工会企业：工会往往让低绩效者拿得更多、让高绩效者拿得更少。至于婚姻与关系，晚婚通常更稳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效应”——婚期本身影响不大，更主要反映出：愿意等待合适伴侣的人，本身就与其他人不同。研究也提示，推迟生育可能更有利，而且这一次未必只是选择效应：女性职业中断发生得越晚，对终身收入的负面冲击越小。

对年纪更大的“病人”，经济学家能给的建议就少了。为退休储蓄越早开始越划算。经济学家可能会拿起白板笔，给年轻人即兴复习一遍复利。年长者已经没太多时间提升赚钱能力，那么不如把重点放在提升幸福感上。孤独是最大的风险。也许再读一个创意艺术学位能有所帮助？

九成智库人士推荐……

但必须提醒一句：经济学研究通常讨论的是平均意义上的结果。很多建议难免偏“通用”，而不是为个体量身定制。牙医的建议也是通用的：刷牙、用牙线、少吃糖、别抽烟。不同之处在于，牙医至少还能做补救，把坏掉的地方修好；经济学家却很少有工具替你补上职业空档，或把一份乱糟糟的简历打磨得体面。他们能为失业者提供一些有用指引——再培训确实有帮助，但要想清楚学什么；如果整个地区都在下滑，越早搬走的人往往损失越小——但在“亲自上手修复问题”这件事上，经济学家能做的不多。要真正配得上凯恩斯的比喻，经济学家需要的不只是数据，他们还需要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