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熠星的粉丝很喜欢他在某推理综艺《Yes or No》中的一次发言，当时的语境是让他给独居女性提一些能够保护自身安全的建议，他说：“为什么要给女性提建议呢？给男性提建议，别干这种事儿，保护好你们身边的女孩子。”

在综艺节目中能脱口而出的回答，说明可能并非临时起意。一些人会觉得这个回答 “三观很正”，但我觉得其可贵之处并不是或不仅仅是背后的正义感，对女性困境的共情或对女性的善意，而在于他意识到了一个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实际上却并不寻常的社会惯例——将问题转译为对受害者的规训。这种意识是一种将个人经验放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或历史脉落中进行理解和探讨的能力，米尔斯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修复系统，而非女性》正是对这种“不寻常和不对劲”的展开。作者劳拉·贝茨指出，社会对性别不公的应对时，常常把责任推给女性个体，要求她们更谨慎、更努力、更自我修正，忽视回避了问题根源：结构性偏见与制度缺陷。

为了直观说明这其中的问题，我想要用两个比喻。

假如社会是一座竞技场，一部分人被允许携带武器进入，另一部分人被要求赤手空拳。裁判长期对武器的使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官方给赤手空拳的人发放了一本《安全指南》，叫他们如何避免进入角落、如何提前观察对手情绪、如何更好地闪避攻击——这是否是一场公平和正义的比赛？如果争议长期存在于规则本身，那么要求弱势一方“提高技巧”，究竟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默认不公正的持续存在？

假如商场里有一座电梯，频繁急停、失灵、夹人，设计上缺乏缓冲系统，报警装置形同虚设。管理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门上贴满温馨提示，提醒乘客上下电梯要小心、建议穿防滑鞋、要求大家时刻“抓紧扶手”——这是否是触及问题本质的解决方案、是否真正改变了电梯本身的风险水平？

如果我们能够承认问题出在比赛机制或工程设计上，那这些指南和建议作为解决方案的荒谬与无力想必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难的是真正在问题层面达成共识。书中，贝茨用大量真实案例、统计数据和亲历者叙述分析了教育制度、媒体行业和司法系统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偏见，不过，让人沮丧的是事实、理性和逻辑并是非无坚不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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