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秦始皇日夜批阅奏章也会被批评》

始皇帝三十五年，侯生、卢生对皇帝本人有一番著名的评论：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人之议论，是坑儒事件的直接起因，而引发始皇帝怒火的，除了二人“亡去”，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始皇帝觉得他们“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我们看侯生、卢生的语言中，对始皇帝的批评包括“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等等，最后则用一句“贪于权势”总结。综观全文逻辑，“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一句，应该也是对他的批评，而非褒扬。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照王子今先生的解释，是指“行政事务无论大小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休息。（王子今《万有喜》）”至于这个定额是多少，王子今先生也有估算，以当时竹简论，大约是每天看今六十斤左右、超三十万字的文书。

问题来了，以今人视角看，日夜亲自批阅如此多的奏章，难道不是一件值得褒扬的好事吗？正如我在网上看到一条网友的疑惑（如图），他说：“熬夜加班批阅，不是勤政的表现吗？”为什么这也能成为始皇帝一条被批评的理由？

答案在于，先秦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制度设计，恰恰是君主不需要勤政。

有人可能要问了，君主不勤政，政事难道会自己解决吗？还真是，先秦人觉得，政事应该由制度和臣属去完成，唯独不需要君主亲自操理。

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也。（《慎子•民杂》）

所以早期的国家治理理念，往往对君主只强调两个要求。第一是要择贤，为政府机构挑选一名得当的贤相。这名贤人，既是君主的辅佐，也是君主的形象代理，一内一外，共同治理国家。但具体的治国实务，又由主外的相负责，包括调理阴阳、挑选和监察百官等等。所以汤和伊尹、周文周武和吕尚、周成王和周公、齐桓公和管仲这样的组合形式，总是先秦人最推崇的治国模型。

在这样的组合里，对君主的第二个要求，便是要循德。所谓“德”，指的是“合于道者”。至于究竟什么样的表现合于道，诸人具体见解或有不同，但归根结底，不外乎遵循天道人性。落实在君相的配合上，君主如果把相的事情抢过去干了，那肯定是悖德。特别是贤相在位，君主就更不需要干额外的事情了，他唯一要做的事便是垂拱而治。所以孔子在《论语•卫灵公》里盛赞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要做的事情，就是向南正襟而坐，为什么呢，因为重要的岗位上，都已经有了贤能的臣属。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也不外如是，就像周初时候一样。

今本《道德经》第十七章也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简本和帛书本第一句作“太上，下知有之”。不管如何，君主的作用，最多让民众知道有这个人即可，做的事情越多，越发生情感上的联系，反而越落入先秦人认为的下乘境界。

战国中后期，对于“法”（制度）的讨论愈发流行，上述理念开始产生一种新的走向，即认为有一套理想化的法令制度稳妥运行，同样可以达到君主无为的效果，甚至可以不用考虑臣属贤不贤的问题。因为完美的制度只需要强调人与岗位的适配性，换句话说，合适最重要，并不需要每个岗位上的人拥有额外的智能与口辩。

不仅臣属如此，连君主的个人品质也可以忽略不计。

是故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废；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商君书•赏刑》）

只要律令严明，圣明的君主也不值得夸赞，平庸的君主也不需要废弃，因为国家治理中，起作用的是法令制度，而非人的意志。不仅如此，用律令杀人，民众也不会觉得君主残暴；用律令赏人，民众也不会觉得君主仁慈。因为跟民众发生一切关系的，都是法令，而不是君主。

无论是贤人起作用，还是制度起作用，所追求和强调的终极目标，都是相同的，君主可以在身逸的同时，达到天下大治。也即《文子•自然》所说的“道之为君如尸，俨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

在先秦人这样的理念追求下，最理想的局面是，天下无事，国家像一部运行良好的机器一样，没有任何预期以外的情况需要额外处理；而所有预期以内的大事小计，按流程流转到政府机构的首脑相位即可。因为没有突发变化，所以根本无需把事情上交到君主面前。

当然，理想是不可能达到的。那么退而求其次，即使有预期以外的事情，也应尽量由政府系统自行解决。矛盾越向上交，需要由君主亲自解决的问题越多，越说明制度不成熟，官员不称职。故《商君书•说民》说：“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事情要靠君主来勘断，这国家就不行了。

当然，还有比这更不堪的。明明政府系统可以自行解决，但君主对臣属不放心，或者过于刚愎自用，把什么都抢过来自己干了，就更落入下乘。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田婴相齐，人有说王者曰：“终岁之计，王不一以数日之间自听之，则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婴闻之，则遽请于王而听其计。王将听之矣，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王自听计，计不胜听，罢食后，复坐，不复暮食矣。田婴复谓曰：“群臣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听之，则群臣有为劝勉矣。”王曰诺。俄而王已睡矣，吏尽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计。王自听之，乱乃始生。

这段寓言的大意是，有人建议齐王要亲自查官吏整年的台账，来判断他们称不称职，有没有偷奸耍滑。田婴因此拿了一大堆台账，并劝说齐王最好一天就看完。齐王看得头昏脑涨，不支入睡。官吏趁机对各类台账大做手脚。

《韩非子》讲此寓言，本来也是重在强调要有一套合理的制度，靠制度就能够处理各种事务，杜绝作奸犯科。但我们注意他所举的反面典型，恰恰就是凡事都需要君主亲自操劳，一件一件处理。这样做除了疲乏其身，根本无法实现国家大治的目的。

理顺以上的思路，我们再回头看始皇帝的“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如此做法，无不走向了先秦人所追求的理想制度的反面。他选择这样的方式执政，确实有自负、不信任、紧张权位的原因，落入当时人的批评，被侯生、卢生指责为“贪于权势”，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始皇帝的做法，与先秦人的追求，实则是两种极端而已。我既不认为君主该独断如是，也不认为君主可以真正做到无为如彼。此文只是解释为什么“凡事亲力”会变成一种对君主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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