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最后一天，以接台手术顺利结束收官。在中控前看着各个病床的生命体征数据，听着耳畔滴滴嗒嗒各种监护和治疗仪器的声响，对于我和值班的同事们来说，没有什么跨年礼物能比病区平安祥和的一夜更好了。

前些天年终总结前，我和护士长坐下来整理分析今年的各种医疗统计数据和质量指标。进入医保DRG付费的一年，除了临床医疗工作本身，管理和降本增效的时间精力支出越来越多。这其中有做得好的，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但我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

统计中一些不太好看的数据，背后都有一个个活生生的病例。回顾到几个特殊病例，护士长突然对我感叹，“你发现没有？很多时候病人和家属固然很在意治疗结果，但他们同样在意自己的感受，甚至有时候相比结果更在乎感受。”

这点我深有体会，每个医护都是年轻时从实习阶段开始一点一点走过来的，临床需要与各式各样的病患和家属打交道，每个人都曾有过自己hold不住的情况，有些是技术问题，有些是沟通问题。

医疗工作是一个技术工种，特殊性在于它的服务对象是人，但医疗本质上还是归于第三产业。可又不同于第三产业的其他行业，医疗工作：
1.以结果为导向，不可能优先考虑服务对象的感受，因为不管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技术操作，我们首先需要朝着一个更好的结果去努力。
2.结果并不总是好的，但往往不可逆，成败有时只在一瞬间。危急关头，如果处理得不够明智机警，后续很可能没有再挽救的机会。
3.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因为别的服务业可以简化为经济效益是否达标、顾客是否满意，而你的服务对象首先要面对生离死别，你就不能不顾及他们的感受。

今年我印象最深刻的瞬间之一，来自于一个联合瓣膜手术的病例。患者是东北人，汉族，术前查阅医嘱时，我发现他吃某种宗教类型的饮食。按理说，信奉这个宗教的绝大多数人来自于某几个民族，汉人如果信教，背后往往都有故事，所以内心不免有了一些预判。手术做完病人送回监护室，再向患者家属交待病情，由于不像术前那样能在办公室坐着沟通签字，我得站在病区门口，而病人的儿子是个身高1米9以上的中年人，这就让我不得不抬头仰起脖子。病人的儿子很快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弯了腿，双手撑着膝盖，上半身前倾——以这样的姿势跟我尽量保持在同一高度，聆听我交待手术情况和术后相关事项。因为病人心功能差，合并多器官功能不全，治疗过程相对复杂，在监护室多待了几天，所以后续每天家属都会前来询问病情，沟通也需要多说几句。病人身材高大的儿子就连续好几天都用这样一种对他来说并不舒服的姿势听我说，每次都是耐心等我巴拉巴拉说完，才追问一两句自己关心的问题。

这个病患家属给予我尊重的小细节，让我对自己之前给病患贴标签式的预判心生惭愧，也让我想起一幅著名的照片（图1）。
图1是英国医学博士梅藤更，他26岁来到杭州，创办了广济医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1881至1926年任院长。梅医师查房，一位小患者彬彬有礼向梅医师鞠躬，深谙中国礼数的梅医师也深深地鞠躬回礼。

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很多西医医院的建立来自于像梅博士这样外国人士或他们背后基金会、教会等机构的资助。现如今，国内（大陆）的医疗行业在技术水平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最大可能的保证了对普通病患的可得性。我所在的单位每年都会接诊不少从国外回来求医的华人华侨，英美加澳等各个发达国家都有。比如，在英国一个心脏超声经常约到半年以后，但买张机票回国，2周的时间，我们已经做完手术并让患者康复出院了。

这背后，其实是较国外低得多的医务人员培养和供养成本（意味着医务人员相对国外更艰苦的成长环境、更低的薪资、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大的工作强度）。

经济水平和社会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医患沟通的难度在双方看来都在增加。表面上是技术壁垒，更深层次，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35岁；到2024年，全国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医疗队伍的培养并不在一朝一夕，而是几十年的积累。在最初的数十年，“赤脚医生”们承担了大量的乡村医疗卫生工作；即便是现在，乡村医生仍然是欠发达地区医疗行业的中流砥柱。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有了这些特殊的权宜之计，才能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维护了人民的生命健康。

相较于现在频频见诸媒体的医患矛盾，欠发达年代和欠发达地区的医患关系恐怕要和谐得多。现在医疗水平高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人民的要求和期盼也在提高。

很多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和香港地区，医疗行业维持着高额的培养成本和高难的准入标准，以较少的从业人员和工作量维持着较高的行业收入、行业壁垒和话语权，还动不动给你来个罢工——医疗行业的隐形权力差不多相当于古代士大夫阶级，跟当代日本农协有得一拼。
——这样当然对医疗从业人员有好处，但对患者没好处。

总书记常常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也不断思考：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初心和使命的主体和对象又是谁？

对医生来说，初心当然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是“do no harm”；是“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但更重要的是，一定不能忘记：我们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也始终属于人民的一部分！

如果医患双方都能记得自己始终是人民的一部分，都能明白我们即使存在分歧，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中小小的一环——那么很多问题在现有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其实都不难解决。

2026年马上就要到了，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平安、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