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前辈说可以补充一下日本银行的特点，写完日本后觉得可以来个乱炖，就有了以下，晚安晚安～

美国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市场化，再政治化：由于银行是私人的，风险在市场中被定价、被忽视、被放大，当危机来临时，都是国家出面，但美国是通过央行、财政、存款保险接管失败的后果。监管的碎片化、机构之间职能的重叠又相互竞争、每一轮泡沫都在赌国家的兜底等，就是这一逻辑的体现。

中国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政治化，再技术化：银行体系必须是国家能力的一部分，可以存在的风险通过提前、长周期、低可见度地分散在进治理结构中，尽力控制在试错、纠正、兜底的约束边界内。但这不等于银行体系是低风险的，只能说明风险不被允许以市场崩溃的形式出现，失败必须是可分散、可吸收的，危机须以延迟的形式取代失控，监管的技术形式始终是围绕风险的呈现方式展开的，银行的问题也是在考验国家能力。

日本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技术官僚化，再冻结化：日本银行体系先是战后支持国家工业化进程，风险与经济增长共生；泡沫破裂之后转向稳定金融秩序，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去主体化的监管标准与抽象的会计规则等拉长时间、冻结风险。银行不能失败，也不能真正被市场清算，更不能把成本与矛盾推向政治。代价就是长期的经济低增长、资产负债表衰退、代际锁定，在漫长的经济与社会消耗中消化着风险。

俄罗斯的银行体系，是风险主权化，再资源化：银行的根本职能是维持国家的支付能力与资源动员能力，尤其是极端地缘冲击与制裁下。风险来自地缘格局的变动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判断，是相关主权安全的常态化变量。该体系的稳定极度依赖国家强制力与资源禀赋，政治权力可以把金融风险转化为国家的生存问题，资源与地缘空间可以对冲制度的缺乏弹性与产业结构的简单，但长期上，权力封闭与资源依赖的透支模式依然是刚性而脆弱的。

韩国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规划化，再产业化：其银行体系主要服务于少数财阀集团的利益扩张，国家意志驱动信贷资源精准注入到特定产业中，失败的系统性风险也是由国家财政承担的。银行体系更像是产业政策的输血管，通过牺牲中小企业与金融独立性打造某些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但本身社会结构的脆弱使整体的抗冲击能力很有限，这不仅是韩国银行体系需要解决的悖论。

新加坡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行政化，再主权资产化：新加坡利用其全球资产避风港的地位将风险转向主权资产的全球化配置，银行体系与主权财富基金的耦合算不算金融治国的极致？可惜这个模式高度依赖外部世界的稳定，国内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控制风险，但海外的大规模资产就难说了。全球资产价值的波动与外部规则的改变是不是让新加坡的稳定有些测不准了呢？

英国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金融工程化，再法律化：与其说英国是全球金融中心，不如说是全球风险的分散中心，复杂的金融工程设计、严密的法律保障与离岸中心组合，真是完美地将风险再分散至全球，但矛盾也是本土与全球的，是国家层面的金融繁荣与本土产业空心化之间的矛盾，是上层精英的能动性与基层社会撕裂之间的矛盾，也是分散风险的红利分配不均的政治问题。

德国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制度化，再去政治化：通过规则设计、结构分散与道德约束等降低可见风险，银行体系尽力限制在金融中介的角色，稳定的另一面的能动性的降低，一旦外部条件改变，体系的调整速度极缓慢。通过财政紧缩、产业外迁或欧盟层面的政治妥协来对冲风险的同时，也是在消耗自己的竞争优势与兜底实力。

法国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行政化，再财政化：法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程度高于德国，但又不如中国。大银行与财政、国企、公共投资深度绑定。银行体系的稳定建立在国家信用的强力背书之上，风险在行政体系内协调后，通过国家经济政策的执行覆盖到社会层面，这导致财政压力的长期化、改革的高度政治化，财政负担与社会抗议属于相互成就了，此处是狗头。

荷兰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平台化，再税务化：荷兰通过提供低摩擦的制度接口吸引了巨量资本，银行体系与跨国企业的依赖关系使风险转移到税务体系与离岸协议中，行政需要做的事是利用国际规则完成国家层面的套利。当然，这种红利相关国际环境的变化，监管的收紧会迅速消解套利红利，也是在考验其避税港的生存韧性吧。

瑞士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中性化，再通过国际化：瑞士是小国拥有全球金融权力的典型，银行体系服务于资产保全，再通过金融信誉与跨国规则把风险外包全球。政治与金融中立的牌子好不好笑要看其怎么适应大国博弈了，毕竟瑞士银行体系服务的主要是非本土财富的安全需求。

南欧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社会化，再地方化：小国困境就是这样，国家能力不足且缺乏独立的政策工具但又不能直接崩溃，要么是内部进行再地方化，风险的进一步下沉表现为资产缩水、公共服务削减、代际停滞与人才外流；要么是依赖外部欧盟的兜底，国家信用持续透支，银行体系只能维系社会的基本运作，经济毫无活力可言，无解。

欧盟的银行体系，是把主权风险上移，在政治协商中漂移：危机因流动性重启，也因流动性得救，欧盟的主权问题属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存在，主权的银行体系不再是最终责任主体，由于各国利益诉求迥异，经济问题变成政治层面的摩擦，重大事件的应对速度与决策有效性直接相关各国间的政治平衡水平。主权的竞逐离不开政治保障。

土耳其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人格化，再政治化：货币政策与银行运行高度依附个人权威，市场的价格信号由忠诚逻辑取代，风险在制度层面被否认，大小问题直接归结为政治不正确，银行体系不再具备任何缓冲机制。该模式的本质是用制度的退化来换取短期的政治动员，强人政治的风险好像比系统性风险更容易导致政治脆断？

阿根廷的银行体系，是把风险货币化，再政治化：阿根廷属于国家能力不足、货币主权也不行的典型之典型，银行体系完全不具备吸收风险的功能，危机在通胀、换币、违约清零中循环。阿根廷的失败是国家治理的全面投降，银行是社会财富的收割机，民粹主义的策略进一步透支社会信任。主权独立性与稳定性的建立是长期且全面的问题，需要自身经济结构与社会信任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