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参考的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文章，分析当下世界变化的制度原因，指出中国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

笔锋
2026/1/5-1/11 2026年02期 东升西降背后是制度创新

全球东升西降趋势延续，中美是制度创新能力竞争；美欧的选举政治弊端毕现，中国与新加坡的贤能政治重视长期主义与绩效，举国体制与市场灵活性并重，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

展望二零二六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继续呈现「东升西降」趋势，背后是制度创新能力的差异。西方选举政治（Electocracy）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美国，特朗普关税引发国内物价上涨，更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内部管治崩塌，形成无家可归者、吸毒致死者和枪击死亡者都上升到历史的高峰。美国社会出现「斩杀线」的说法，指出中产阶级如果遇到大病或意外后，若再加上失业，无法支付房租和信用卡，就会陷入阶层崩解，成为无家可归者，引发制度失效的反思。

西方民主选举理论上存在内在缺陷，将民主这一「人民的统治」价值追求简化、异化为票决选举程序，人民不是目的，而是道具。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指出的，现代代议制民主实质是「凯撒式」政治精英通过「蛊惑煽动」招募追随者的过程。这导致政策制定被选举周期绑架，决策短期化难以解决国家面临的长期性、结构性问题。

在实践层面，西式选举民主已经沦为「金权政治」，资本通过政治献金等方式操控政治议程，导致政策向特殊利益集团倾斜，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二年间，美国政治上最活跃的二百家企业耗费五十八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而他们从联邦政府的支持中获得了四点四万亿美元回报。这种政治腐化加剧社会不平等，导致美国中产阶级萎缩，无家可归者人数估计已达百万，吸毒死亡人数在历史高位徘徊，枪支暴力事件导致数万人丧生。

欧洲同样面临政治僵局和决策低效的困境。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相互否决成为政治常态，制衡机制异化为掣肘体制，使有效公共政策难以出台。这种政治恶斗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分裂加剧，传统主流政党影响力下降，极端势力抬头，政治不稳定风险持续攀升。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实践的贤能政治（Meritocracy）展现出显著制度优势。中国选贤任能制度以「选拔加选举」为特点，经过层层考核选拔出的干部具有高度政治忠诚、丰富治理经验和突出政绩。这种制度确保领导团队的专业性和稳定性，为国家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是贤能政治优势的集中体现，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政治实践中，一位干部的专业生涯通常从基层开始，到进入高层领导序列需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这种长期培养选拔机制确保了领导人具备在中国社会各领域主持工作的丰富管理经验，使他们能够制定并执行长远发展规划。二零二五年，中国经济保持约百分之五的增长率，全国不同区域发展更加均衡，二三四线城市建设不断完善，中产阶级规模持续扩大。

中国的贤能政治扎根于儒家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根据实践不断发展完善。好干部标准强调「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选拔干部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选票服务；开拓创新的「实干家」，而不是只凭口舌博取选票的「演说家」。

中国有效结合国家计划与市场机制，形成双引擎驱动模式，一方面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在关键领域和重大项目上集中资源实现突破；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这在二零二五年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展现出强大适应力。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创造和维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行稳致远，一九八零至二零二二年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均值为百分之九点一，不仅高于同期发达经济体的百分之二点三，也高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百分之四点四。表明中国实现了高增长水平上的稳定，形成「东升西降」的世界变局。

二零二五年，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挑战，中国外贸表现出强大韧性，对外贸易顺差飙升至一万亿美元创历史高峰，令西方经济学家惊艳。

中国的五年规划制度是国家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典型范例。二零二五年，美国财长贝森特多次提及中国五年计划的特色与优势，反映出西方对中国制度优势的重新认识。事实上，美国历史上也曾有过举国体制的成功经验，如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倾全国之力发明原子弹，击败日本军国主义。这种反思预示着西方国家开始正视自身制度缺陷，并寻求变革之路。

全球竞争更是制度创新能力的竞争。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一种底蕴深厚、开放包容、文明进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展现现代化另一幅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