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史泰斗席泽宗教授论述：满清的“防汉制汉国策”是导致中国清代以后迅速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

“一直到明朝末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并不明显落后于西方，实证方法论的发展是一个标志。西方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1）倡导‘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论之后，开始发展出基于实证方法的现代科学。明末的中国，同样有了实证方法的萌芽，徐光启（1562-1633）就是一个代表，他的主张： ‘深伦理，明著教，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可比培根。当时中国也的确出了一批世界水平的成果，如朱戴堉的《律学新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吴有性《瘟疫论》、潘季驯《河防一览》、屠本畯《闽中海错疏》、《徐霞客游记》等等，在短短六十七年中，出现了这么多优秀的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科学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明末儒家学者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已经谈到了伽利略，方以智在《物理小识》里还引用了《尚书纬·考灵曜》中的一段话：‘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于舟中，闭窗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这说明方以智很懂得伽利略对相对性(今天的教科书中称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论证。明末的大臣徐光启在1629年就建议制造天文望远镜，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远镜之后二十年，这是很快的了。”

那么清代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迅速落后于西方？这个问题席泽宗院士也专门做了说明：

“确实，康熙学过算学和天学。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证据之一就是他请传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学者可以同西方传教士自发地交流，万历和崇祯皇帝基本不管，而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钦天监一直由西来的传教士担任监正或监副，从没有汉人和蒙人。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目的不是开启中西交流，相反是为了‘窒塞’中西科学技术交流。康熙的政策是遏制汉民族的科学研究精神。在清初，还有‘南王（锡阐）北薛（凤祚）’等精通数学、天文的汉族人材，那是明朝学界的残留，后来就彻底没有了。康熙也知道天文望远镜，北京的故宫中就有上百架望远镜，多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备望远镜的扩散，整个清朝发表星表都是没有望远镜的实测数据为根据的，那还能不落后？康熙是怕仪器一经拿出宫外，就会有汉人复制、改进，满族统治集团就不能垄断了。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分析满清实行闭关锁国的原因，目的在于防汉制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讲到野蛮民族的征服将导致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的倒退。满清王朝的性质是一个非汉族的异族政权，清末人说的“汉人强则满人亡"，满洲统治民族私心自用，为了防汉制汉，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导致康熙以后中国科学技术迅速落后于西方，大大的延误了中国社会走上工业化进程的时间。满清并非没有提升中国科学技术的机会，而是他们担心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普及以后，少数以冷兵器骑射为优势的满人再难于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明末进士毕懋康的火器制造专著《军器图说》甚至被满清统治者所销毁。康熙皇帝虽然创立蒙养斋（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却由满洲亲贵主其事，而不准汉人参与，蒙养斋中由西洋传教士教授的学生也全是满洲亲贵子弟，垄断科学技术传播的目的非常明确。明代中国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杰出科学家也被康熙皇帝弃置不用。清代公羊家龚自珍因此有‘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之叹。”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昔有某国公使谓醇亲王曰：中国之兵力如此，不足以当万国之冲，宜早设法矣。醇亲王曰：我国之兵，为防家贼而已，非为御外侮也。某公使喟然而去。盖防家贼三字，实为满洲全部之心事。彼一切新策，皆从此三字演出也。故刚毅常语人云：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朋友谓俄国，家奴谓汉人也。”这里提到的某国公使就是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见田贝《论中日战争》。

后记：席泽宗院士2006年的这段论述，没有字字经他本人审阅(因眼疾，已难阅读)。席院士的更详尽的论证可见他2000年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上的论文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