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姑姑九十年代在纺织厂上班，车间主任总骚扰她，她直接抡起扳手把主任胳膊给敲骨裂了。

厂里要开除她，当时管保卫科的副厂长拍桌子保了她，说正当防卫不算打架。后来副厂长下海搞房地产发了大财，前年姑姑儿子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她提着两瓶五粮液去找副厂长。副厂长办公室在二十几层，落地窗外是成片的写字楼。

他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手指敲着桌面，听姑姑说完来意，眼皮都没抬。桌上的茶泡得早就淡了，杯底沉着几片蔫了的茶叶，他也没换，就那么端起来抿了一口。

“现在年轻人得靠自己闯，”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光看不清眼神，“我这不缺人。”语气平平的，听不出啥情绪，却比直接拒绝还让人堵得慌。

姑姑把五粮液往桌角一放，瓶底和桌面磕出闷响。她站在那儿，腰杆挺得笔直：“当年你保我，我记着情。今天来，是想着你或许能指条路，不是来讨饭的。”

副厂长没接话，拿起桌上的文件翻着，像是没听见。

姑姑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看了一眼那两瓶没开封的酒：“酒放这儿，算是还你当年一句话的情分。我儿子的工作，我们自己找，不麻烦你。”

门“砰”地关上，把办公室里的沉闷气关在了里面。姑姑走出大楼，太阳晒在身上有点暖，她掏出手机给儿子打电话：“没事，妈再托人问问，实在不行先找个临时工干着，慢慢总能闯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