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汉人政权”，近代就有样本——北洋军阀，常凯申，这都是标准的“汉人政权”，都low成啥样了：要说不平等条约，清帝国末期苟延残喘一共签了200到300个不平等条约（统计口径不一样），北洋+常凯申短短38年就签了334个不平等条约；要说对国土的控制，清帝国在灭亡前一年还在进军西藏，巩固对西藏的直接控制，蒋介石快要败逃台湾的时候，外蒙古送出去了，西藏和新疆几乎处于不受控的状态；要说工业发展水平，常凯申能不能赶得上洋务运动都两说——不是没给你机会，历史已经给了“汉人政权”一次机会，在生产关系不做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这就是“汉人政权”真正的水平了。
马克思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力；现实的、实践的、作为阶级的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出发点；对于社会形态评价的根本标准，并不是其族群属性，而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力量和由此形成的所有上层建筑。
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最根本的因素，并不是我们是为基于某个文化认同所形成的共同体，而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通过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根本性地变革了生产关系、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的结果，甚至我们目前所形成的这种文化共同体，也是生产关系进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是文化共同体导致了生产关系的进步，这是对于中国革命的本末倒置，同时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程的侮辱与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