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11) 我的选择
培训班结束，看起来那时的我，似乎已经在美国站稳了脚跟。

我有了工作，有了女友，家人也终于在美国团聚。按理说，接下去的路已经写好了，像大多数同学那样，维持这份稳定的工作，慢慢过日子。

我在林氏公司上班，时薪十美元。一个月税前大概一千七百美元，税后剩下一千一左右。周末再做点零工，能多三百。这样算下来，每个月到手不到一千五。

和家人同住，房租平分下来，我出的也不多。吃穿也很简单。除去必要开销，我一个月能存下将近一千美元。一年一万多，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听起来还不错”的数字。

但我心里有一把尺。

那时候旧金山的房价，我大舅住的那种独立屋，大概二十到二十五万美元。我在心里默默算过一笔账：就算一分钱不花，也要存二十年，才能全款买下一套房。

那时的我，根本没有“房屋贷款”这个概念。

我也清楚，即便工资将来会涨，但作为社会底层，涨幅永远追不上房价。这个认知，不是悲观，是现实。

如果我和她一起工作，租一套房子，倒是完全可行。像我大舅家那样的房子，当年一个月租金大概一千五到两千。紧一点，也能过。

我父亲的想法也很实际——慢慢找更好的工作，读书就算了。毕竟我是家里当时收入最高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

可我心里有一块地方，一直不肯服气。我不甘心。

我不想一辈子做这些“只要肯吃苦就有人替代你”的工作。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人生，让我夜里睡不踏实。

而且，有两个人，坚定地把我推向了另一条路。

第一个，是我舅舅。

他很直接地告诉我父母：“在美国，没有文凭，很难有真正稳定、体面的工作。没有大学学历，上升空间几乎是零。”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煽情，也没有鼓励，只是陈述事实。但那句话像一块石头，沉进了我心里。

第二个，是我的女友。

她告诉我，她会继续读书。如果我就此停下，她很难向她父母交代。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却让我无处可退。

于是，我下定决心，要走读书这条路。

我很快发现，这不是一条平坦的路。

首先，加州有一个规定：如果在加州居住未满一年，就不算加州居民，无法享受加州居民的福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学费。

我计划读的第一所大学，是旧金山市立大学（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CCSF），一所社区大学。

这所大学，我在前面有视频介绍，大家可以去看看。http://t.cn/AXUwcwfg

对加州居民来说，这所大学的学费一年只要一百美元；但对外州居民，要三千。

三千美元，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座山。我根本付不起。

幸好，我的女友比我早到美国，她已经知道这段路该怎么走。她告诉我：“先去成人学校。”

成人学校对所有人开放，主要教英文，而且完全免费。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来自哪里。

这在当时的我看来，几乎像一个漏洞。

顺便说一句，如果来美国一段时间，觉得无聊，又想学点东西，成人学校真的是个好地方。哪怕只是去听课，也能慢慢融进这个社会。（图一）美国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学校。

成人学校的课通常在晚上七点半到十点半。教室借用的是附近的高中。（图二）

我最主要想学英文。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是最重要的。它一共分八级，读完就相当于完成了美国高中英文水平。

我参加分级考试，被分到了第七级，主要是听力拖了后腿。

我选了两门课：一门是语法与写作，一门是文学作品阅读。周一到周四晚上上课，周五没有。

我算得很清楚：读完第七、第八级，正好一年。那时我就符合加州居民的条件，也能更从容地进入社区大学。

理想看起来，逻辑清晰，路径明确。

但我后来才知道，人生最擅长的，就是在你“算得很清楚”的地方，给你制造麻烦。这是后话。

培训班结束后，工作稳定下来，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节奏。

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起床，匆匆吃点东西，把饭盒塞进包里，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公司。八点半上班，五点下班。然后再转车，直奔唐人街的成人学校。

日子像被压成了一条直线。

成人学校的课程，对我来说并不算太难。只是教室里的同学，大多比我年纪大，有的甚至大很多。大家都是下班后赶来，来去匆匆，几乎没有交流。

如果说我在那里真正学到的是什么，应该是听力。

当然，这也和我在咖啡店工作、每天被迫用英语交流有关。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读第八级时的一位老师。

那时在中国，学英语最流行的是《新概念英语》。书确实不错。但到了美国，我感觉书本里面的东西并不一定用得上。

那位老师却说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得的话。

他说：“课本没那么重要。想学好英文，每天看报纸。不用从头看到尾，但一定要看懂头版。那是现在的人最关心的事，也是大家日常聊天最常用的内容。”

他说，报纸里的很多词，是“活的”，是字典里找不到的。如果你能理解这些，就能真正参与这个社会的对话。

这句话，对我后来在大学里的写作，帮助极大。也让我能更加好的和大学同学们交流，而不是局限于华人的圈子。那是后话了。

我女友在唐人街上班，也住在唐人街附近。于是她每天下班后，就早早帮我买好盒饭。

那时，我已经不再靠一美元三个的叉烧包过日子了。一个盒饭对我来说已经可以负担，大概六美元。

我们约好见面的地方是唐人街旁边的华盛顿公园，就在著名的聖伯多禄圣保禄教堂旁边。我们常坐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的一张长凳上吃饭。她陪着我。（图三，那张绿色的凳子就是我那时常坐的。只是不记得当时是什么颜色的了）

如果时间还早，我们就聊未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话题其实很琐碎——将来买什么样的房子，外墙刷什么颜色，厨房橱柜要哪种，冰箱买什么牌子。

很无聊。但也很甜。

周五晚上，是我唯一真正空出来的时间。下班后，我还是会去唐人街找她。

我们最喜欢在她住处旁边的格兰特街（Grant Avenue）散步。

那是一条很有名的街。据说《教父》的导演兼编剧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就是在这里获得灵感，并在街上的一家咖啡馆完成了大部分剧本。

街道紧邻唐人街，却是另一种世界。意大利餐馆一家挨一家，酒吧和餐厅连在一起，门窗大开。（图四）

人们坐在街边，肆无忌惮地吃喝。

喧闹声、大蒜的香味、啤酒的气味，混在一起，仿佛整条街都在呼吸。

我们只是看看，从不进去。

我总是说：“总有一天，我一定带你来这里，好好吃一顿。”

这个承诺，一拖就是十多年。

我们也常去电报山（Telegraph Hill）。她就住在山脚下。

山上有科伊特塔（Coit Tower），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旧金山的渔人码头。有时我们也从旁边小道一直走到渔人码头。（图五，图六）

但我们最喜欢的，其实不是风景。而是沿途那些小小的房子。

我们会指着它们讨论：“这栋适合我们。”“这栋太窄了。”“这栋窗户太少。”

那是我们最廉价、却最真诚的快乐。

1990年，我读完了成人学校的英语，终于准备正式进入CCSF。

我不想拖太久，于是决定做一名全职学生。这意味着，我必须辞去林氏公司的工作。

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

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收入，将从每个月一千五百美元，瞬间跌回三百。

那一刻，我不是不知道代价。

我只是选择，赌一次。

（明天休息一天，不更新了。后天说一些1990年的琐事，顺便补充一下这两天遗漏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