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完了一本美国社会学著作，《六世同堂----美国百年代际变迁》。作者将美国近一百年出生的人群分为六个世代：
1925-1945年出生的是沉默一代，坚持早婚多子传统，心理素质沉稳镇静。
1946-1964年出生的是婴儿潮世代，个人主义思潮涌现，生育减少，离婚增多，抑郁症增多，开始追求性别平等与种族平等。
1965-1979年出生的是X世代，相当于65后和70后，开始接触数字世界，热爱流行文化，童年更短，青春期更长，性生活更“灵活”，以自我为中心，迷恋物质的同时愤世嫉俗，青少年时期自杀率高，但成年之后心态稳定。
1980-1994年出生的是千禧一代，相当于80后和90后，数字原住民，学历较高，收入更好，心态自信，性泛滥反而导致性生活减少，不再信仰宗教，政治上更倾向于自由派民主党，青少年时期快乐但成年后抑郁。
1995-2012年出生的是Z世代，相当于95后和00后，开始追求性别多样性，心智成长速度很慢，悲观主义盛行，晚婚晚育，延迟成年，关注身心安全和种族问题，政治撕裂尤其严重，政治正确普遍蔓延。
2013年之后出生的是两极世代，是在疫情中长大的一代。
本书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作者对各世代的描述基本依赖数据分析，从涵盖了80多年时间段3900万人的24个数据集出发，对各世代在婚姻、生育、教育、心理健康、政治立场等方面的表现做出客观刻画。这与田野走访很不一样，是书斋里的社会学研究，其前提当然是美国丰富且持久的社会调查累积。我一直就希望能看到这类研究，这次终于见识到了。这也导致该书较多篇幅留给各种图表，阅读时可直接跳过，但我建议至少看一看表头，了解其推理依据。
其次，作者在刻画各世代特征之余，还力图解释其成因。一般来讲，文学研究者会首先想到知人论世，将各世代的群体特征诉诸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例如我们常说安史之乱导致大历诗人“气骨顿衰”，但同样身经乱世的建安文人却又“梗概多气”，这种思路多少有些“马后炮”，解释能力有限，不妨在文学领域之外寻找一些新思路。本书也指出，Z世代并不是因为出生在911事件之后才认为性别多变，千禧一代并非年轻时经历大衰退才变得晚婚。作者将这些代际变迁的首要原因归于技术变革。例如Z世代的抑郁症是因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营造了持续竞争的环境，切断了人与人的当面互动；对女性权益的追求，是因为技术变革改善工作条件，降低了女性进入职场的门槛；独身主义盛行是因为家电更新和城市服务升级，导致人们可以从繁重家务中解放出来，独居生活越来越容易实现。这些思路十分新颖，细想起来也很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最后，仅仅用技术变革其实也不足以解释所有代际变化，还要增加两个辅助因素。一是个人主义思潮逐渐兴盛，Z世代的性别多样化运动就是突出例证。二是结婚生育愈加延迟，人生节奏被彻底拉慢，进入慢生活状态。这两者也是技术变革的产物，只不过作为中间环节参与到代际变化中来。
我读这本书，起初是出于对美国当代史的好奇，但中国国情不同，美国的情况有多少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呢？将近十年前，我读过另一本关于美国社会现状的书----《单身社会》，其中说现今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家庭都是由一个人组成，这令当时的我感到震惊。但十年之后，独身生活也已成为中国年轻人的一种普泛需求，美国的经验难道不值得借鉴吗？尤其是本书特别强调技术的影响力。如果说五六十年前中美两国在技术上存在巨大代差，美国的技术变革完全不足以解释中国的代际变化，那么到今天，两国进入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世代的时间几乎同步，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将会对我国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国内一些新思潮的出现，不能再简单地视作西方世界的文化入侵，而应是技术变革影响社会心理的相对独立的东方版本。我国网民对于美国社会当今的性别多样化运动多有嘲讽，这与我十年前对美国单身社会的震惊与暗自嘲讽，也许是同一性质的事情。
读美国学者研究美国社会的书，还有一层好处，就是可以尽量筛除国内自媒体对美国社会一些歪曲和片面的理解。我坚信一条基本的逻辑，任何一种具备规模的社会形态都有其成立的道理，决不能用“欲令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这样一句“气话”来草率地做出解释。要想将战略对手走过的路看明白，就要多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读了这本书，我至少意识到，疫情期间那些悍不畏死的特朗普拥趸并不能代表整个美国民众的认知水平，对疫情的严肃应对态度，在美国也是存在的。疫情所导致的代际变化，有些在国内也出现了，例如同龄人的当面社交变少，但亲子时间变多，80后90后出现的青春期亲子矛盾在10后身上就不算明显；有些则没有出现，例如居家办公在疫情结束后的美国成为新的工作模式，但这一变化在国内并没有发生。
用技术来解释社会变迁，总体来看是一种唯物史观，也是理工思维对社会科学的渗透。它有一定优势，也有尚不能完全弥合的缝隙。包括这本书也有一些“暗度陈仓”之处，说是用技术变革做解释，却还是有依赖人文研究的情况出现。这也为我们人文学科留下了一条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