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海贝之路：西北还是东南
#考古# “海贝”可以泛指所有海洋贝类，狭义上特指宝贝科货贝属（Monetaria）的几个物种，整体呈卵圆形，表面光滑且富有光泽，壳口狭长，壳口两侧有发达且清晰的齿状突起（图1），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贝”字的形象与之相同（图2）。这种货贝栖息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热带海洋环境，从万千“海贝”中脱颖而出，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原始货币的重要角色，属名也由此而来。
货贝在中国的使用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首见于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距今约1万年），但直到距今5000年左右，在甘青地区（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遗址，马家窑文化）和东北地区（红山文化晚期玉贝）才再次出现相关遗物，并从甘青地区逐渐向东传播，如石峁文化、陶寺文化、朱开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等均有发现，到商代晚期，货贝已成为常见的随葬品，例如殷墟妇好墓出土超过6800枚。在西周时期达到顶峰，考古记录中发现的频率和数量均表明这一点（http://t.cn/AXb44U82）。随后在东周时期使用减少，到秦汉时期货贝已罕有使用。此后，货贝仅在云南地区作为货币流通直至明清。

有学者提出“海贝之路”的命题，以阐述内陆地区所见先秦时期货贝的传播路径和方式，相关认识可以归纳为东南、西南和西北三条“海贝之路”。从中国新石器时代货贝的发现看，东南沿海个别新石器遗址出土零星货贝，如福建平潭壳丘头、广西冲塘、香港东湾仔北，应是就近获取的，但其后很长时间内几乎不见同类遗物，显然该地区未形成使用海贝的传统，对周边的影响自然有限。西南地区货贝主要见于三代和秦汉遗址，意味着该区域从印度洋获取海贝的年代不会太早。中国新石器时代货贝主要见于北方地区，年代较早且数量丰富，与商周用贝传统存在连续性，因而考古材料主要支持西北方向的“海贝之路”。
具体而言，使用宝贝科海贝的传统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并且在这一地区延续和繁荣了相当长的时间。其后开始向西亚北部、非洲内陆以及红海沿岸地区传播。到达中亚地区的时间明显较西亚内陆地区更晚。中国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东段和河湟谷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才出现较多相关遗物。其来源路径是从濒临上述海域的西亚或欧洲东部，经中亚穿越阿尔泰山和萨彦岭之间的通道，然后向南最先到达甘青地区东部。（图3）
如果说汉代及其以后的丝绸之路以丝绸贸易为大宗，新石器时代末期到汉以前是包括海贝在内的马、黄牛、绵羊、车、青铜器、小麦、大麦、玉石、玻璃、丝织品等多种文化因素的传播。那么新石器时代末期之前，海贝则是两条通道上出现年代较早、持续时间较长、传播脉络较为清晰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因素，因而将此时东西交流通道称之为“海贝之路”似更为合适。
新石器时代海贝的传播方式和文化内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其一是将海贝作为普通物品进行交换，交换双方并未赋予其特殊作用或价值，这种交换往往不可持续或偶然发生，可概括为“以贝为美”。其二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向外传播，判定标准是出土海贝数量较多且长时间使用，并存在向外波及的趋势，以黄河中上游地区最为典型，海贝本身的稀有性使其开始与身份、地位或财富挂钩，是后世“以贝为宝”观念的来源。其三是将海贝作为一种精神世界的载体，如祭祀用品与外界进行交换，可以将其概括为“以贝通灵”，以红山文化玉贝最为典型。

另一种早期考古遗址出土的海贝是榧螺科海贝（图8），目前中国有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至少60枚榧螺科海贝，主要见于南海沿岸、淮河流域、太湖流域、渭河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如上所述，新石器时代最早使用货贝的甘青、东北与岭南之间的广大区域之间缺少过渡环节，巧合的是这片“空白”恰是榧螺科海贝的分布区域。中原地区自裴李岗文化时期到仰韶文化末期的3000多年的时问内均流行榧螺科海贝，其来源应为东南“海贝之路”，这代表了与甘青使用货贝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殷墟出土的榧螺科海贝（图9）表明，当时东南“海贝之路”可能仍在使用。但西来的科海贝最终逐渐占据了中原地区，并替代榧螺科海贝成为三代社会使用海贝的主要种类和“以贝为宝”观念的核心。

参考：
范杰：新疆出土史前海贝来源和传播路径再认识，《西域研究》2023年第4期。
范杰. 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海贝之路"与东西交通[J]. 考古与文物, 2025(4): 83-91.
范杰. 东南“海贝之路”再认识——以出土新石器时代榧螺科海贝为中心[J]. 海交史研究, 2022(4): 8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