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诏不得返咸阳”，这是扶苏听到的来自父亲的倒数第二句话，而最后一句，便是命他自尽，如果这还不足以令他深信父亲已经彻底不爱不信自己，雪上加霜的还有遗诏里胡亥一党细数列举的他和蒙恬的各项“罪过”——这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

以扶苏的视角来看，父亲对自己的最后几次态度就是：你给我滚的远远的，别回来了——看看你干的好事，怎配为人君？——你大错特错，何不速死！于是才有了史记上的“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

蒙恬当时为什么不自杀？
除了性格原因，或许还因为蒙恬只是臣，不是子；是边将，不是皇帝的近臣，君臣没有血脉情感连接，冲击便没有扶苏来的那么深重。

君要臣死，臣或许不愿死，但父要子亡，子不亡，便是忤逆之大罪，是彻头彻尾的不孝。

扶苏熟读并奉行《周礼》，在周礼中，孝德被明确列为三大德行之一，在古代农耕社会中不仅有重要地位，还是一切的基石。

这一基石，即便是到了1700多年后的明朝也不曾更改和动摇。
譬如张居正因不想改革成果半途而废，在父亲过世后没有选择回家丁忧，此事不仅遭至政敌多年弹劾，就连民间对他的风评也急转而下，成为一生洗不掉的“污点”。

不孝就是有这么天大的罪过。在几千年来以孝道为先的文明体系下，不孝之人便是天理不容，更遑论忠君爱国。

如若抗旨不死，便是动摇其根本的立身准则，扶苏做不到。

因此，愚忠愚孝这种说法在个人看来是偏颇且严重欠妥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代入历史人物当下的物质条件和所处现实看待问题。

司马迁评扶苏，“扶苏为人仁”，以及“刚毅勇武，信人而奋士。” 再加上扶苏多次直言劝谏始皇，很显然其性格有正直、勇武、刚毅、善信、有号召力且能团结激奋人心，和软弱愚昧挨不上半点关系。

事实上，当时选择抗旨不死的蒙恬，在扶苏死后，被继位的胡亥囚禁，并又派使者前去狱中赐死。
而这一次，蒙恬明知自己统领三十万大军，有起兵反抗的绝对实力，依旧在自觉没有任何过错的认知下，选择了吞药而亡，为报先主之恩，守义而死。

为一个孝字，一个义字，这对曾在长城风雪中共事过的大秦臣子迎来了殊途同归的结局。

而历史和后人终将对这些有着崇高德行的君子做出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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