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论坛# 【习五一：《史料偏颇下的历史叙事偏差——评吴启讷对“1644史观”的批判》铸牢系列评论之三十六；#雪菲随笔# 五一评论：“1644史观”的存在，并非对清朝功绩的全盘否定，也非对明朝的盲目推崇，而是对这场变局中民族压迫与文化沦丧的反思，是对历史真相的坚守，是对民族记忆的传承。这种史观或许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其立足的历史事实与承载的历史记忆，无法被轻易消解。对于明清易代这段历史，我们既应正视清朝巩固疆域、整合族群的历史功绩，承认其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也应直面清军入关初期的民族征服与暴力压迫，铭记捍卫民族尊严与文化道统的历史记忆。唯有摒弃史料选择的偏颇，拒绝历史叙事的简化，以全面、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历史与史观，才能真正读懂明清易代的历史内涵，理解中国历史上族群交融与矛盾的复杂脉络，让历史研究真正回归其本真的价值。】

习五一：《史料偏颇下的历史叙事偏差——评吴启讷对“1644史观”的批判》铸牢系列评论之三十六；

历史研究的核心要义，在于立足完整的史料谱系客观还原历史本貌，而非以预设立场择取史料、裁剪史实，让历史叙事服务于特定价值判断。

近日，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吴启讷在观察者网发表文章，对大陆互联网上兴起的"1644史观"等历史讨论现象进行系统批判。

吴启讷对“1644史观”的批判引发诸多讨论，其文章在史料选择与历史解读中呈现出明显的偏颇与简化倾向。他将明清易代的复杂性质单一化，对“大汉族主义”的历史渊源片面化，对清朝统治政策的呈现单向化，对“1644史观”的历史根基虚无化。

这种研究范式下的历史批判，割裂历史的完整性与复杂性，消解明清易代的多元内涵，让批判本身失去应有的学术严谨性，难以真正抵达历史的本质。

一、历史定性的单一化：消解明清易代的民族征服底色

历史研究的首要准则，是正视历史的客观全貌，拒绝以单一标签简化历史事件的核心性质。吴启讷将明清易代的核心定性为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王朝更替”，以清朝确立的“中国之主”“天下共主”政治身份为论据，极力论证清朝的“中国性”，却刻意淡化乃至回避这一历史进程中无法抹去的民族征服底色，直接造成历史叙事的失真。

明清易代绝非单纯的政权更迭，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伴随暴力征服与民族压迫的历史变局，这是被诸多史料与学术研究印证的客观事实。

清军入关之初，并非以“统一者”姿态安定天下，而是以武力为后盾推行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剃发易服的强制推行，是对中原数千年文化习俗的粗暴践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等惨案，是征服者对反抗民众的血腥屠戮；圈地、投充、逃人法等制度，是满族权贵对中原百姓生存权与财产权的剥夺。通过镇压抗清力量、推行民族压迫实现统治权扩张的战争。

不可否认，清朝定鼎中原后，历代帝王逐步完成从“征服者”到“统治者”的身份转变，尊孔崇儒、承袭礼制，以“天下共主”的身份整合疆域与族群，巩固并发展中国疆域，其“中国性”的逐步确立是历史事实。

但历史的真相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清朝兼具“中国王朝”的属性与“民族征服”的底色，二者共同构成明清易代的完整历史图景。

吴启讷的偏颇之处，正在于用清朝后期的政治选择，消解其入关初期的民族征服本质；用单一的“王朝更替”叙事，遮蔽这场历史变局中民族矛盾的内涵。

这种对历史性质的简化处理，是对历史复杂性的无视，也是对坚守民族气节、捍卫文化尊严的抗清民众历史记忆的消解。

二、史观溯源的片面化：割裂“大汉族主义”的本土历史脉络

对历史观念的溯源，需要立足完整的历史脉络，而非割裂古今、片面归因，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吴启讷在批判“1644史观”的过程中，将“大汉族主义”的源头完全归之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输入，声称其“完全是一个近代的现象”。这一论断存在严重的史料选择偏差，违背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脉络。

“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内核，根植于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华夷之辨”观念，这并非近代舶来品，而是伴随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游牧、渔猎文明互动交融逐步形成的文化与族群认知，其历史渊源可上溯至先秦时期。

从“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先秦认知，到汉唐时期“华夷一家”与“华夷之防”的并存，再到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阶层的“夷夏之辨”觉醒，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族群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思想脉络。

明清易代之际，是“华夷之辨”观念的集中爆发期。彼时士人阶层面对的，是非中原农耕文明出身的王朝征服，是数千年中原文化的存续危机。

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核心是“亡国”与“亡天下”的分野：“亡国”是王朝政权的更迭，“亡天下”是文化道统的沦丧、夷狄对华夏的颠覆。

这种“保天下”的诉求，是传统“华夷之辨”在明清之际的升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明末大儒的著述中，无不蕴含着对“夷夏之防”的坚守，这种观念根植于中国本土的历史与文化，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并无直接关联。

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推动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让传统“华夷之辨”逐步向现代民族观念转型，这是历史的进步。

但吴启讷将“大汉族主义”完全归因于近代西方影响，实则割裂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观念的内在联系，用“近代起源论”否定了传统“华夷之辨”的存在。

更值得警惕的是，其将“1644史观”中蕴含的民族记忆，简单等同于“大汉族主义”的情绪宣泄，实则混淆核心概念：前者是基于历史事实对民族悲剧的理性反思，后者是极端的民族本位思想，二者绝非同一概念。这种概念混淆与归因偏颇，让其批判失去精准性，也难以厘清历史观念的源流与本质。

三、治政解读的单向化：美化清朝统治的民族压迫本质

对王朝统治政策的解读，需要秉持全面客观的视角，既见其利、亦见其弊，既观其表、亦察其里，而非选择性择取史料、片面呈现统治全貌。

吴启讷在论述清朝统治政策时，始终将其塑造成具有“五族共和”包容性的开明王朝，极力强调其对边疆族群的“包容”与“自治”，却对清朝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与统治手段视而不见，这种单向度的解读，让清朝的统治形象变得片面而失真。

在边疆治理层面，吴启讷提及清朝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府便断言其“具有相当意义的自治”，却避谈伊犁将军掌握新疆军政司法全权的本质。在蒙古地区推行的盟旗制度，本质是“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即便是中原腹地，清朝始终推行满汉分治，满族权贵享有诸多特权，满汉身份壁垒从未真正消除。

在民族文化层面，吴启讷引用康熙皇帝“满汉已成一体，并同为中国之人”的表述论证清朝的汉化诚意，却忽略清廷对满族文化的刻意保护与强化。康熙朝设立满文学校、严禁满汉通婚，乾隆朝强调满族“骑射本色”、反对过度汉化，皆是为了维护满族的民族特性与血统纯正。

清朝的汉化，本质是巩固统治的政治策略，是“以汉治汉”的权宜之计，而非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文化融合。满族作为统治阶层，始终坚守民族特权与文化壁垒，这种“汉化而不融汉”的特征，贯穿清朝统治始终。

事实上，清朝的统治政策，是中国古代王朝边疆治理的集大成者，其对疆域的巩固与族群的整合，为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奠定基础，这是不容抹杀的历史功绩。

但同时，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始终带有鲜明的民族压迫色彩，对各族群的区别对待从未消失。功绩与弊端并存，包容与压迫共生，这才是清朝统治政策的完整真相。

吴启讷的偏颇，正在于用功绩遮蔽弊端，用包容消解压迫，最终呈现出的不过是被美化的历史幻象。

四、史观认知的虚无化：漠视“1644史观”的历史根基与记忆传承

历史史观的形成，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情绪宣泄，而是扎根于历史事实、延续于历史记忆的思想结晶。对史观的批判，必先正视其历史根源，而非简单归因于现实情绪。

吴启讷对“1644史观”的核心批判，便是将这一史观的形成，完全归之于民国初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与当代网络舆论的情绪宣泄，认为其是脱离历史事实的“片面史观”，却刻意忽略“1644史观”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是对历史记忆的漠视，是对史观形成逻辑的误读。

“1644史观”的核心内涵，是对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的历史反思，是对明清易代中民族压迫、文化沦丧的批判，是对南明抗清斗争缅怀。这一史观并非民国时期才出现，更非当代网络的产物，而是从明清易代之际便开始形成，并通过历史记忆、文学作品、民间叙事代代传承的历史认知。

明清之际，南明军民在江南、西南等地展开长达数十年的抗清斗争，江阴死守、李定国北伐、郑成功复台，皆是这场斗争的缩影，这些抗争的历史记忆，成为“1644史观”的核心内核。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明末遗民著书立说，记录清军暴行、反思明朝灭亡、坚守华夏道统，为“1644史观”奠定思想基础。

即便是清朝统治趋于稳定后，民间的历史记忆从未消失，反清复明的思潮暗流涌动，文人墨客通过诗词、戏曲等形式，隐晦表达对明朝的怀念与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这些历史记忆，共同构成“1644史观”的历史根源。

民国初期，民族主义思潮让“1644史观”得到升华与传播，彼时的知识分子借助这一史观批判清朝专制统治与民族压迫，唤醒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

而当代网络舆论场中的“1644史观”，本质是对这一历史记忆的重新唤醒，是对历史真相的再反思，其中虽有部分情绪化表达，但核心始终是基于历史事实的理性批判。

吴启讷将其简化为“情绪宣泄”，割裂其与明清易代的历史联系，本质上是用现实立场否定历史记忆，用主观批判消解客观历史，最终让史观的批判沦为无的放矢。

结语：摒弃偏颇叙事，回归历史研究的本真价值

纵观吴启讷对“1644史观”的批判，核心问题根源并非立场的差异，而是史料选择的偏颇与历史认知的简化。其论述中始终存在“非黑即白”的历史叙事逻辑：要么将明清易代定性为纯粹的王朝更替，要么否定其民族征服本质；要么将清朝统治塑造成完美的包容典范，要么无视其民族压迫政策；要么将“大汉族主义”归为近代舶来品，要么割裂其与传统华夷观念的联系；要么将“1644史观”视为情绪宣泄，要么否定其深厚的历史根源。

这种逻辑下的历史研究，注定无法抵达历史的真相，因为历史从来都不是单一、线性、非此即彼的，而是复杂、多元、充满矛盾与张力的。

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变局之一，这场变局中，既有王朝更替的政治逻辑，也有民族征服的族群矛盾；既有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也有文化冲突的血泪记忆；既有清朝巩固疆域的功绩，也有其民族压迫的弊端。

“1644史观”的存在，并非对清朝功绩的全盘否定，也非对明朝的盲目推崇，而是对这场变局中民族压迫与文化沦丧的反思，是对历史真相的坚守，是对民族记忆的传承。这种史观或许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其立足的历史事实与承载的历史记忆，无法被轻易消解。

历史研究的价值，不在于用预设立场批判某种史观，而在于通过全面的史料、客观的视角、理性的思考，还原历史的复杂面貌。

对于明清易代这段历史，我们既应正视清朝巩固疆域、整合族群的历史功绩，承认其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也应直面清军入关初期的民族征服与暴力压迫，铭记捍卫民族尊严与文化道统的历史记忆。

唯有摒弃史料选择的偏颇，拒绝历史叙事的简化，以全面、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历史与史观，才能真正读懂明清易代的历史内涵，理解中国历史上族群交融与矛盾的复杂脉络，让历史研究真正回归其本真的价值。

历史的真相，永远藏在完整的史料与多元的叙事之中，任何试图用单一立场裁剪历史的做法，最终都只能沦为历史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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