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一个人的心理面貌？比如A和B都来自于类似的家庭，可能A遭受的恶意和忽视远超B，但在各自的世界里，B体验着比A强烈得多的脆弱性。在传统的动力学视角中，我们倾向于将一个人成长的原初关系——重要的养育者和家庭背景，视作是一个人心理面貌的全部，这是基于代际创伤视角，基于投射性认同的视角，基于自体在一个缺乏着自体客体关系的背景下的视角，但我想这只是解释了部分。随着这些年的一些新的理解，我渐渐有这么一种视角：一个人的心理面貌，或许绝大部分来自于ta长期所处的稳定关系情境，但还有另一部分来自于ta在一个情境下如何去建构自我世界。

就好比同样面对责骂和冷漠，A体验到的是一种退无可退的绝望处境，一种被遗弃的惧怕和破碎。而B则建构起来的是一种对抗和不屈，这甚至可以抛掉我所说的心理资产——假设某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其他关系作为代偿，还有别的经验去作为补偿，它甚至可以不以这个为前提。

当这样两个人长大后，可能表面上依然延续着近似的模式和印记，比如都不是那么信任关系，都有点难以让人接近。但是其中一个人却把这种“独处”视作是一个自由天地，在这个世界里，虽然少了些许同类的关怀和温度，却依然能够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快乐。对ta而言，孤独不是被驱逐后的流亡，它甚至可能是一种具备神圣性的自我主权，是可以抛掉一切“规则”的评价豁免。而另一个人可能会将这种经验视作是一种被迫的处境，因为这种处境，所有可以算作是快乐的事情都不快乐了，它蒸发了意义，消解了活力，剩下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寻这样的关系或补偿。

在这个经验过程里，也许A的经验组织原则是： “如果我反抗，我就会彻底失去客体，我会死。”因此，A为了维持某种（哪怕是糟糕的）联结，必须切断自己的攻击性（力量和坚决的源头），将自己体验为破碎和无助。这是一种为了生存而习得的“顺从性解体”。

而B的组织原则可能是： “只有当我反抗时，我才能感觉到我是存在的。”B将攻击性整合进了自体感中。在这里，“对抗”实际上充当了一种自体客体（selfobject）的功能——它提供了内聚力。

经验并非是被给予的，而是组织和建构的，它不再是因果论的视角，而是一个复杂系统的涌现性视角。这也应了Stolorow一句话：“创伤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痛苦的情感在关系背景中找不到栖身之所。”倘若我要对这句话在这个语境下进行补充，它或许还是：“创伤同时也是痛苦的情感无法在自我的世界里建构起一种有意义的中和机制”

这也是为什么我过去常说，决定一种经验是否成为创伤的因素，并不在于一个人经历了什么，而在于这份经验中是否还包含了一种“中和”机制，在于那些原本无法承受的情感，是否找到了一个可以被安放的意义框架。就像当责骂还关联着一种不屈的对抗或幽默化的嘲讽时，被责骂这件事最终会转译成一种可被使用的愤怒和力量。当这样的经验某一天在新的关系情境中被表达时，你或许能隐约看见创伤的印记，但它却是有组织性的，是整合且内聚的。

其实复杂的并不是人本身，而是人与这个世界的交互过程中生成甚至是涌现出来的体验形式，这部分是不可预测，但可被诠释的。人终归不是过去经历的被动录影师，它更接近于一个掌握了素材、滤镜、剪辑风格的光影架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