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的联合国记者会上，一名来自中国的“记者”以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所谓“军事行动”为由，质问联合国既不能谴责、也无法阻止此类行为，这样的机构“还有何存在意义”。这一提问表面尖锐，实则在常识与逻辑层面均难以成立。

如果提问者真正关切的是国际法与联合国的权威，那么在俄罗斯入侵联合国成员国、主权国家乌克兰之时，同样的质疑理应被提出。然而，类似追问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耐人寻味的沉默。沉默从来不是中立，而是一种明确的立场选择。

这种选择性发问，背离了新闻职业伦理最基本的要求。提问不再服务于对权力的一致性监督，而是沦为既定叙事的工具——通过反复强调“西方失德”，刻意制造道德对照。新闻在此过程中退化为政治表演，而非公共讨论的载体。

更进一步，这类提问还系统性地误导公众对联合国职能的理解。安理会受制于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是公开且长期存在的制度现实。将这种结构性制约简化为“联合国无用”，并非严肃的制度批评，而是一种情绪化、策略性的舆论操控。这样的论述最终只会形成回力镖，反噬提问者自身所代表的国家。

当“正义”“主权”“国际法”等概念只在特定对象身上被反复强调时，它们便不再是普遍适用的原则，而沦为服务政治立场的工具。这种选择性的愤怒，损害的并非他国，而是所谓中国媒体自身的国际公信力。

新闻非立场先行的愤怒表演。一旦批评沦为表演，其结果只能是被国际社会视为失去专业性与可信度的政治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