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莫斯·吉泰#看来，电影艺术乃至政治人道主义进步的腐蚀者，并非一定是某个单一实体（例如国家）或某种阴谋（例如身份政治）：而是陈词滥调、宣传以及各种形式的灌输——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还是反犹太主义的，东正教的还是伊斯兰教的，媒体传播的还是激进极端主义的——所造成的虚假权威和片面性，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目标融合。正因如此，他致力于构建不同的观看方式；最终，他想要创造一种非霸权式的影像，一种不以僵化的规则参与或复制中东论战，而是通过镜头时长和批判（以多元声音的形式）彻底消除这些论战的集合体。正如吉泰所言，形式和电影风格对他而言，本质上就是政治性的。
当两位女性漫步在约旦乡村，讲述她们近期的种种遭遇时，吉泰将当下的画面——道路、荒凉的乡村、车内（时常移动的）景色——与近期的片段（摩西和汉娜的磨难；丽贝卡与男友及其傲慢的西班牙裔母亲之间令人不安、沮丧的插曲）交织在一起。当她们最终抵达自由地带时，她们并没有找到摩西神秘的商业伙伴，人称“美国人”，而是找到了他的巴勒斯坦妻子莱拉。当莱拉显然没有钱时，汉娜急躁的讨价还价本性让她直奔主题，要求莱拉带她们去见她的丈夫。由于每个角色都体现了一种典型形象，她们的旅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发现充满了象征意义和讽刺意味，反映了吉泰作品中个人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本质。
吉泰的电影创作也随着以色列政治的动荡和始于1987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1995年，他回到以色列，参与了一部事后调查纪录片项目《谋杀竞技场》 （Zirat Ha'Rezach，1996）。在对遇刺身亡的总理伊扎克·拉宾的遗孀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后，吉泰夜间驾车在加沙游荡，思考着拉宾遇刺的种种疑点，像一个四处奔波的失眠症患者一样，在加沙的每个角落寻找答案。

“世界存在于他们每个人之中，当然也存在于所有人共同构成的整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