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纽约时报的文章值得看一下，在今天以技术和AI的名义量化一切，工具化一切的文化里，我们如何回归人类注意力的本源？标题是：“争夺你注意力的数万亿美元大战，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 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完文章，我用三句话总结：
1. 在技术极端化的情况下，人的注意力被量化以后出现的对“注意力”反人性的定义和商业化。这种注意力定义催生了不必要的焦虑和儿童ADHD过度诊断。
2. 我们的手机，AI技术，社交媒体，广告，媒体，分分秒秒都在研究人的注意力，因为注意力本身就是经济利益的巨大动力。我们应该回归人类注意力的本源：专注于当下，享受大自然，和朋友家人一起的时光，欣赏一幅画.
3.我们不是机器，我们的生活也不是可被最优化的数据问题。可被测量、可被索引、可被买卖的注意力，真正的注意力关乎人格与人之为人的核心：理性、判断、记忆、好奇、责任、以及对世界的在场感。我们需要去对抗把人类注意力作为资源并榨取金融价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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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焦虑的年代，我们越来越把注意力本身当成问题来研究：为什么我们更容易分心、更难专注？有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人觉得自己存在某种“注意力问题”。研究者格洛丽亚·马克（Gloria Mark）记录了过去二十年里，人们在屏幕任务上持续专注的能力明显下降。媒体还热衷于传播“人类注意力不如金鱼”的说法（尽管金鱼看起来活得挺好），而在美国，约有一成多的儿童被诊断为多动症（ADHD）。于是，许多忧虑被汇聚成一种叙事：孩子读不下去书，学生难以思考，心理问题攀升，甚至民主也可能因此受损。
作者认为，我们的确有注意力危机，但问题不只是手机“叮咚闪烁”诱惑你。更深的根源，是我们如何定义“注意力”。一个被估算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的产业，把注意力理解得极其狭窄：它被简化成“面向设备的、任务导向的生产力指标”，可以被量化、被优化、被运营、被控制、被变现。这种狭窄定义甚至渗透到反抗者的语言里——我们一边喊“提升专注”“避免分心”，一边又把自己变成注意力的会计，焦虑地盘点每一分钟是否被“高效利用”。
这种量化观并非天降，它来自一条不那么为人熟知的实验室研究谱系：从19世纪末开始，跨越整个20世纪。最初，它带着改良社会、改善医疗与公共安全的理想，也确实让很多工作更安全、更高效，甚至与战争胜利有关。但当研究者不断用更复杂的仪器去“优化人类能力”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一个强势范式：把人看作“付出注意力的机器”，面对机器去付出注意力。这个范式最终铺垫出今天的现实——我们醒着的大半时间，都花在那些被精心设计、让你持续沉迷的设备上。
作者强调：真正的人类注意力，无法被秒表或应用程序准确衡量。注意力远不只是“把事做完”的能力。我们向往的生活，本来就包含大量不可被KPI化的注意力形态：和朋友不被打扰地散步、沉浸在一本书里、甚至发呆走神。这些看似“无用”的时刻，构成了人的生活质地。如今，靠着永不停歇、越来越由AI驱动的内容流，大科技公司正系统性地侵蚀这种丰富性、扩展性与自由。要抵抗这种侵蚀并建立更好的生活，我们需要从根上重想“注意力”是什么。
随后，文章把“注意力”的观念史拉开：在奥古斯丁的时代，真正的注意力让人进入与神圣的关系；在依纳爵的传统里，“专注的默观”既是日常修行，也是道德要求。到启蒙时代，细致的注意力成为知识与纪律化探究的美德——博内（Charles Bonnet）曾连续21天从清晨到近午夜观察一只蚜虫的生命周期。进入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把“自愿注意力”视为自由意志的关键支点。
但与此同时，实验室心理学开始把注意力当作可以测量的对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用快速快门闪现字母，让被试复述能记住的数量，并把差异解释为一种“认知能力特征”，即注意力的“跨度”。后来，这种指标又被用于筛查儿童的“智力缺陷”，并逐步发展为一种持续的、面向屏幕的评估与分级体系：排序、打分、优化，仿佛注意力就是一项可以管理的产能。
文章指出，我们今天谈“注意力”，往往把它等同于“持续时间”，用秒和分钟来量。卡特尔最初更像在问一个空间问题：人一眼能摄取多少对象？而真正把时间维度系统推进的，是20世纪战争的需求。英国心理学家诺曼·麦克沃斯（Norman H. Mackworth）在二战期间为皇家空军做高度机密研究：雷达能在海面上捕捉潜艇的微弱反射，但如果操作者盯着屏幕没看到那一闪而过的亮点，昂贵的系统就等于废铁。麦克沃斯用一种“秒针偶尔跳两格”的时钟让新兵记录异常，得到著名发现“警觉衰减”：大约盯30分钟后，人们漏检显著上升。对洞穴时代的人类来说，警觉对象是老虎而不是屏幕上的微点；现代战争要求人类把注意力训练到能捕捉机械界面上的细微信号，这是一种新的生死挑战。
由此诞生了人因工程（Human Factors Research）与后来的“警觉研究”（vigilance studies）：核心问题是如何让人长期专注于枯燥、遥远、屏幕化的任务——这对应冷战的控制室、自动化工厂、核对峙。研究者尝试蜂鸣提醒、改进显示器、甚至用兴奋剂；他们不断精炼各种指标，去量化“人能在设备前保持专注的能力”。另一个关键人物唐纳德·布罗德本特（Donald Broadbent）把注意力视为信息管理与过滤机制，用“管道、阀门、过滤器”的图来描述心智：世界的输入很多，只有一部分通过“阀门”进入大脑。这种机械模型，离奥古斯丁的“神圣关系”已经非常遥远。
作者提醒：这种机械化理解后来在赌场、老虎机等场景被发挥到极致——通过精确的反馈与节奏把人带进一种“机器区间”，即被动、无摩擦、上瘾的沉浸状态。但这条研究谱系的终极落地，不在赌场，而在你口袋里的智能手机：一场针对消费者注意力的全面战争。
文章把当下的“注意力经济”描述为一种巨大的数据与行为监控系统：它通过捕捉你眼睛与心智的微小动作来变现，支撑全球最巨型的科技公司，而AI的兴起让这一切发生“时代级升级”。AI系统利用我们留下的数据，学习如何刺激、诱导、取悦乃至操控，以最大化“参与度”（即可量化的注意力），并且它们正在获胜。作者引用前谷歌广告策略师、哲学家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的说法，把这种注意力攫取视为新一代AI的“杀手级应用”：它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对儿童与成人同时运作，等同于对全人类规模的生物黑客。
文章还指出一个讽刺点：AI领域最著名、引用量极高的一篇论文标题是“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但论文里的“注意力”并不指人类的心智专注，而是一种数学机制，用来在数据中计算权重与排序。也就是说，机器的“attention”与人的“attention”几乎毫无关系，却在语义上被混用，进一步加固了把人当作信息处理装置的想象。
作者最终回到价值主张：我们不是机器，我们的生活也不是可被最优化的数据问题。可被测量、可被索引、可被买卖的注意力，恰恰是我们需要逃离的那种注意力。真正的注意力关乎人格与人之为人的核心：理性、判断、记忆、好奇、责任、以及对世界的在场感——包括夏日的一天、为逝者送行等经验。文章以法国思想者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为对照：她把注意力理解为一种扎根于爱、关怀与承诺的伦理实践——真与美与善来自同一种行动：把完整的注意力给予对象。这种注意力无法被售卖，也不该被偷走。
因此，作者主张一种“注意力行动主义”：家长组织、立法与监管、集体意识提升与抵抗形式，都需要被动员起来，去对抗把人类注意力“压裂开采”并榨取金融价值的力量。他们把这种新政治称作“attensity”（可译作“注意力强度/注意力公民性”的概念）。而一切的起点是承认：真正的注意力无法由机器测量；我们与他人共享的充盈注意力，是我们共同建造世界的力量，值得为之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