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薛宝钗」这个虚构人物，为什么每代读者都有人（不公正地）骂她？并且按不同时代价值观骂出了矛盾对冲效果（时代推崇“浪漫爱”，骂她无情利欲熏心；时代批判“浪漫爱”，骂她迷恋宝玉）。
这题答案呢，《红楼》原书写了。

答案省流版：
每一代读者都有人把它当类型文学去理解，只要这样理解原著，就一定会在悲剧里找一个“恶人”去归罪。
因为《红楼》有一个明面上的才子佳人框架，那么这个恶人，读者首当其冲就找到了宝钗。
先把宝钗当作妨碍才子佳人的恶人、当作悲剧的最大成因，再按照不同时代或个人不同理解，制定宝钗的罪名。

太长不看版：
《红楼》脱胎于“才子佳人言情类型”，但反叛了这个类型，把才子佳人的框架从类型文学改造、升华成了严肃文学。
才子佳人这个传统类型，如果写成悲剧，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恶人作恶导致好人悲剧。

悲剧成因大致分为：恶人悲剧、性格悲剧、时代或社会悲剧、命运悲剧。
前两种成因，类型作品里见；后两种严肃文学常见（当然不是斩截的划分，有重合或例外）。

《红楼》原书附赠了文学研究理论，第1回和第54回结合起来读，就是对才子佳人类型文学的概括和批评。
第1回（图一）所述“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戏中之小丑然”，就是说才子佳人这个传统文学类型，最典型的悲剧因素是，里面有一个或一些“小人”从中作梗，如果没有这些“小人”作恶，好人就大团圆结局了。

比如《莺莺传》，崔莺莺一方出了个小人，她妈，她妈势利眼鄙视张生；张生一方出了几个小人挑拨离间，说崔莺莺人品败坏。然后他俩就悲剧了。
又比如韩剧言情剧，尤其早期那些，标配就是有些恶毒男配、女配处心积虑拆散男女主角。

从古至今、各国各地，类型作品最常见的悲剧成因就是“有恶人”，“恶人破坏好人”，个别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这种类型和创作方法如此流行、如此成功，导致习惯了这些的读者，看到悲剧就条件反射地“找坏人”。
在才子佳人框架里就去找第三者，就找到了宝钗。
当然《红楼》还有其他坏人候选名单，贾母、王熙凤、贾琏、元春、袭人…… 都被当作“宝黛悲剧”的元凶骂过。

这种理解也不能全怪读者，“找坏人”是读者被源远流长的经典类型创作方法训练出来的肌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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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红楼》这里，它反叛了明面的才子佳人类型框架，它悲剧的成因是时代/社会，以及命运悲剧。
《红楼》在黛玉、宝玉身上寄托了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在那个时代和社会必定一败涂地、彻底覆灭。
这是理想主义注定的命运。
整件事里面谁是具体的坏人属于不重要的变量。就算调整了具体变量，也没法逆天改命，改变理想主义必然的悲剧。
所以《红楼》不只明说了自己这本书不是以往“必有小人其间拨乱”的类型作品；还是开头就把所有人结局给曝光的写法，因为社会和命运注定了悲剧结局，没有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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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把《红楼》当（言情）类型小说找坏人导致的误解，索隐派、考据派的误导对误读红楼也“功不可没”。
索隐派与考据派针锋相对，索隐派搞“悼明”；考据派把《红楼》当传记，但他俩共同点是，都偏离了虚构文学的本质，把《红楼》往纪实上靠拢。
索隐派“悼明”把《红楼》当成隐晦扭曲的纪实，考据派直接理解成《曹家传记》了。

小说是虚构文学，即使有原型、即使是现实主义小说，也属于虚构。
有些人以为“纪实”比虚构更加现实主义、“逼格”更高，把《红楼》当曲折的纪实理解，是对文学创作方法的误会。

《红楼》恰恰因为是虚构文学，人物形象和主旨才能更丰富。
在纪实里，宝玉 黛玉 作者不可能互相是对方、同时是对方、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虚构里才可以这样塑造和寄托，才可以在这种塑造里既【言情】又【言志】，从而用一体两面的人物完成对理想主义的寄托。

总之吧，理解《红楼》及其人物、主旨、悲剧成因，要区别类型文学的方法与严肃文学的方法；要分清纪实与虚构；要体会言情与言志结合的主旨；要明白作者到底在人物身上寄托了什么。
然后大概就能避免不公正地骂宝钗或其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