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王的自掘坟墓：巴列维王朝

故事得从一个寒风呼啸的冬天说起。
1921年2月，里海边上的一个小军营里，一个叫礼萨·汗的哥萨克旅长，带着三千兵马，策马南下，直奔德黑兰。
那时候的伊朗，还叫波斯，恺加王朝的国王软弱得像一滩烂泥，国家被英国人、俄国人切成块，石油被洋人抽走，部落头子各自为王，教士们把持着法庭和学校，全国乱得像一锅沸腾的羊肉汤。
礼萨·汗这人，长得虎背熊腰，一脸大胡子，眼睛里全是野心。
他一路打过去，几乎没遇到像样抵抗，进了德黑兰，把首相抓起来，自己先当陆军部长，再当首相，最后在1925年一个雪夜，把末代国王赶下台，自己披上孔雀皇冠，改国号为“伊朗”——雅利安人的土地。
他给自己取了个响亮的新姓：巴列维，意思是“英雄”“守护者”。
礼萨·沙阿当了国王，干的事可狠。
他一看国家穷得叮当响，就下死命令：男人一律穿西装，打领带；女人必须摘掉面纱，露脸出门。
有人不服从？抓！
他修铁路，建工厂，办大学，把教士们的宗教法庭废了，把他们的瓦克夫地产收了大半。
教士们在清真寺里骂他“魔鬼”，他派兵把清真寺围了，敢闹事的，当场枪毙。
应该说，在当时的伊朗，这是有进步性的，伊朗的特点就不是非黑即白。
可他也有软肋。
他太崇拜西方强人了，凯末尔、墨索里尼、甚至希特勒，都是他的偶像。他学人家搞独裁，建秘密警察，镇压一切反对声音。
1941年，二战打得正狠，英苏两国看他想玩中立，一生气，从南北两路杀进来。
礼萨·沙阿还没来得及还手，就被逼退位，把王位传给二十二岁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自己流亡南非，不久郁郁而死。
年轻的礼萨二世登基时，伊朗像个被抢劫过的空房子。
苏联军队占着北方，英国军队占着南方，国王不过是个漂亮的摆设。
真正的权力，在议会、在部落、在清真寺。
国王几次想整顿军队、收回权力，都被首相和议员挡回去。
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毫无办法。

直到1951年，一个叫摩萨台的老头子出现了。
摩萨台博士，白胡子，西装笔挺，受过法国教育，是个铁杆民族主义者。
他痛恨英国人把伊朗石油当自家油井，1951年当上首相，第一把火就把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
全国炸了锅！
大街小巷，穷人富人，学生工人，都喊：“摩萨台！摩萨台！伊朗的石油归伊朗人！”
英国人气得跳脚，联合美国搞封锁，伊朗石油卖不出去，财政眼看崩盘。国王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1953年8月，国王终于下狠心，签署命令撤换摩萨台。结果消息走漏，摩萨台先下手把送信的军官抓了。
国王吓得连夜坐飞机逃到罗马，躲在酒店里喝闷酒，心想：这回完了，王位没了。
谁知三天后，德黑兰街头突然冒出一群暴徒，高喊“国王万岁”，冲进摩萨台官邸，把老头子抓了。
原来，这是美国中情局花钱雇人干的“政变”，代号“阿贾克斯”。
国王从罗马风尘仆仆飞回来，重新坐上宝座。摩萨台被关进监狱，后来软禁到死。
这一仗，国王赢了，却像喝了一口毒酒。
从此以后，伊朗人看他的眼神变了：这国王，不是咱们伊朗人自己选的，是美国人用枪杆子帮他抢回来的。他成了“洋人的走狗”。

政变之后，国王真正大权在握。
他雄心万丈，要把伊朗建成中东头号强国。
1963年，他推出“白色革命”，说是“不流血的革命”。土地分给农民，女人有选举权，工人分红，全国扫盲，工厂私有化。
一时间，伊朗像吃了兴奋剂，公路修到山沟沟，大学冒出来，水坝拦住河流，德黑兰的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
1971年，国王在古都波斯波利斯遗址，搞了个震惊世界的派对：庆祝“波斯帝国2500周年”。六十多个国家元首来了，沙漠里搭起金光闪闪的帐篷城，法国厨师做大餐，鱼子酱堆成山，香槟像河水一样流。
国王穿着镶钻石的礼服，对着全世界说：“我们伊朗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是居鲁士、大流士的子孙！我们的文明比希腊罗马还古老！”
他把学校课本全换了，里面全是波斯帝国的辉煌：薛西斯大军渡海，波斯猫蜷在王宫，诗人哈菲兹的酒杯。
伊斯兰教？
轻描淡写，说那是阿拉伯人后来强加的。他甚至把日历改了，从回历改成“帝国历”，把居鲁士称王那年定为元年。
伊朗年轻人被洗脑了。
他们走上街头，胸膛挺得老高，心想：我们不是落后穆斯林，我们是伟大波斯人！民族主义，像野火一样烧遍全国。

可国王自己，却在干一件最违背民族主义的事——卖国。
他的现代化，全靠美国撑腰。
石油美元滚滚而来，他却把大半花在买美国武器上：F-14战斗机像鸟群一样飞进机场，坦克大炮堆满军营。军队成了中东最牛的，可枪杆子是美国造的，军官是美国训练的，连秘密警察SAVAK的审讯技巧，都是美国顾问手把手教的。
更气人的，是他对以色列的态度。
1979年前，伊朗是以色列在中东最大的石油供应商。阿拉伯人跟以色列打仗，伊朗不帮忙，还在背后偷偷输油。以色列飞行员在伊朗训练，SAVAK和摩萨德勾肩搭背。
伊朗人一听这话，肺都气炸：咱们是穆斯林，巴勒斯坦是兄弟，你国王却给犹太复国主义者输血？这不是卖国是什么？
国王知道这事敏感，总是遮掩。
可街头小巷，教士在清真寺骂，学生在大学喊，商人私下嘀咕：“国王是美国傀儡，是犹太人的狗！”
民族主义这把火，是国王自己点的，可火越烧越旺，烧得他坐立不安。

1970年代中期，油价暴涨，钱像洪水一样涌来。
国王更疯了，建钢铁厂、核电站、豪华酒店。德黑兰富人区，奔驰车跑得飞起；穷人区，物价涨得吓人，污水流成河。农民分了土地，却不会用化肥，粮食反而少了。工人进了工厂，却被外国顾问呼来喝去。
SAVAK越来越狠。写诗骂国王？抓！上课说一句不满？抓！
半夜敲门声一响，全家吓得魂飞魄散。
1977年，美国新总统卡特讲“人权”，国王为了讨好，稍微松了松口子。
这一松，积压多年的怨气，像火山一样喷出来。清真寺里，教士公开骂国王；大学里，学生上街游行；巴扎市场，商人关门罢市。
就在这时，远在伊拉克纳杰夫的一个老头子，成了风暴中心。他叫鲁霍拉·霍梅尼，阿亚图拉，黑袍白巾，一脸严肃。他早年反对国王土地改革，被流放国外。他的讲课录音带，偷偷传进伊朗，每家每户都在听。
霍梅尼的话简单有力：“国王是暴君，是大撒旦美国的走狗！我们要伊斯兰共和国，把洋人赶出去，恢复正义！”
他聪明就聪明在，没光打宗教牌。
他把反美、反以色列、反卖国，这些民族主义的情绪，全打包进自己的口号。
国王培育三十年的民族自豪感，被他轻而易举偷走，变成反国王的武器。

1978年，德黑兰街头，每天百万民众游行。
军队开枪，打死几百人，尸体抬出来，民众更怒。
国王在王宫里走来走去，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会儿想血洗德黑兰，一会儿又怕彻底失控。
1979年1月16日，一个阴冷的早晨，国王最后一次离开王宫。他穿着风衣，脸色苍白，对身边人挤出笑容：“我需要度假。”飞机起飞时，他望着窗外德黑兰的灯火，眼泪流下来。
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两周后，2月1日，霍梅尼从巴黎飞回。机场四百万民众，黑压压一片，像潮水一样涌来。
老头子走下飞机，踩在红地毯上，眼睛里全是胜利的光。
十一天后，军队宣布中立，王朝像沙雕一样塌了。

巴列维的悲剧，就在于他亲手挖了自己的坟墓。
他用民族主义唤醒了伊朗人，让他们从部落和教派里走出来，变成现代“伊朗人”。
这是伟大的事，可他忘了：觉醒的民族，不会容忍国王跪着卖国。
他高喊“伟大波斯文明”，却把主权交给美国，把尊严踩在脚下，把石油送给以色列。
他想当民族主义的骑手，却被马甩下来，摔得粉身碎骨。
霍梅尼不过是捡起了他丢下的火把，把火引向王宫。
历史就是这么残酷，又这么公平。
一个国王，想用民族主义当自己的武器，却被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这把剑，刺穿了心脏。
自古以来，人很难做到言行合一，这是客观事实。
巴列维家族依靠民族主义的号召，塑造了现代伊朗国家的基本框架。
但是你不能在号召民族主义的同时，不断卖国，从一开始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洋人的傀儡，到后来，你再提起民族主义的口号，不是让所有人觉得可笑吗？
而卖国贼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那个自以为自己是伊朗王储的大鼻子，永远也得不到伊朗人的支持，就是这个原因。
天天和美国人、以色列人搞在一起，然后想告诉伊朗人，我是昭昭天命，是来统治伊朗的，是来带伊朗人走出困境，让伊朗再次伟大的——这不是个笑话是什么呢？
他只能再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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