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与棉花
1960 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山东一处偏远的乡村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父母唤她 “三儿”。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没有儿子的家庭总会招来旁人的闲言碎语，这家也不例外。但父亲从未将这份委屈迁怒于女儿们，他总用粗糙却温暖的手掌抚过她们的发顶，温和地安慰着，将深沉的爱融进日复一日的陪伴里。
时光流转到 80 年代，三儿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姑娘，嫁去了邻村。婚后，她和丈夫养育了一儿一女，一家四口守着一方小院，过着自给自足的平凡日子。
乡村的岁月，总被农时牵着走。夏初的风里带着麦香，夫妻俩把收割的小麦归仓，便马不停蹄地翻耕土地，播下玉米的种子。此后的日子，便是补苗、施肥、浇水、除草、除虫，在田间地头的烈日下，把汗水洒进每一寸土壤。等到秋意渐浓，玉米棒子裹着金黄的外衣挂满秸秆，他们便掰下玉米堆在家门口，又转身整地，为播种冬小麦做准备。白天在田里忙活种麦，傍晚就坐在院子里扒玉米皮，将剥好的玉米编成一串串长长的 “辫子”，挂到屋顶晾晒。冬日农闲，再把晒干的玉米一个个脱粒，一部分留着喂猪喂鸡鸭，剩下的便拉到集市上换钱。等到来年春天，冰雪消融，田埂上又出现他们的身影，给返青的小麦追肥、浇水，直到夏初，新一轮的麦收时节再次来临。收割、脱粒、晾晒，磨出的面粉蒸成暄软的馒头、擀成筋道的面条，填满一家人的饭碗；余下的麦粒卖掉，换些油盐酱醋。
日子就这般周而复始。他们种的玉米，喂肥了圈里的猪和院里的鸡鸭；餐桌上的鸡蛋，是自家母鸡每日的馈赠；逢年过节杀一头猪、宰一只鸡，便是最丰盛的美味。屋前的菜园更是一方宝地，豆角、芸豆爬满架，茄子紫得发亮，大葱挺拔翠绿，还有山药、土豆、白菜、萝卜、菠菜…… 四季都有吃不完的新鲜蔬菜。卖粮食换来的钱，刚好够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平淡却也安稳。
这样的日子，在 90 年代被打破了。一双儿女到了上学的年纪，那时九年义务教育尚未普及到这片乡村，学费、书本费像一座座小山，压得这个本就不宽裕的家庭喘不过气，家里的收支第一次失去了平衡。
该怎么办呢？三儿想到了种棉花。棉花的收购价更高，能换来更多的钱供孩子上学。可种棉花，远比种小麦、玉米要辛苦。除了翻土、播种、补苗这些常规农活，为了提高产量，从棉苗刚冒尖时就要开始 “打头”—— 掐掉顶端的嫩芽，让一株棉苗分出两个枝杈；等枝杈长大些，再一次 “打头”，两个枝杈便又能分出四个。这样的操作，要反反复复，一直持续到棉花成熟。
更磨人的是采摘。棉花的成熟期参差不齐，同一株棉枝上，可能刚绽出雪白的棉絮，也可能还挂着含苞待放的棉桃。熟透的棉花若不及时采摘，风一吹，轻盈的棉絮便会漫天飘散。于是，她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往棉田里跑一趟，顶着烈日，弯腰穿梭在棉株之间，把一朵朵雪白的棉花摘进竹筐。指尖被棉壳划破是常事，汗水顺着脸颊淌进衣领，浸湿了衣衫，可她只要想到孩子们能坐在教室里读书，便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一年又一年，棉花开了又谢，儿女的个头也越长越高。丈夫也开始试着走出农田，去学做生意，干些农活之外的营生。家里的日子渐渐宽裕起来，孩子们的学费再也不用愁了，她也终于不用再这般辛苦地种棉花了。
转眼间，儿女大学毕业，各自参加了工作，家里的负担彻底轻了下来。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她又扛起了锄头，重新种上了棉花。
这一次，她摘棉花时，总会随身带两个口袋。那些开得最大、最洁白、最柔韧的特级棉絮，被她小心翼翼地放进其中一个口袋，单独收好；剩下的，则像往常一样卖掉。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她就这般默默收集着最好的棉花，一年又一年。直到儿女相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家人们才恍然大悟 —— 那些积攒多年的特级棉花，是她要给孩子们做新婚棉被的。
那床用母亲亲手种、亲手摘、亲手弹的棉花做成的被子，格外蓬松、格外温暖。
三儿就是我的母亲：王春兰女士。她在姥爷的爱意中长大，又把她所有的爱给了我们！
如今，每当我盖着这床棉被，总能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暖意，那是阳光的味道，更是母亲藏了半生的爱。这份爱，朴素得像田埂上的棉花，却厚重得足以温暖我往后的岁岁年年。感谢您，我的母亲，感谢您为我付出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