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20）母亲的病痛
四月，本该是春天最温柔的时节。大地返青，树木抽芽，空气里应当有一种新生的气味。可旧金山的春天却依旧冷而潮湿，海风像一层永远不肯散去的薄雾，贴在皮肤上。偶尔有几天阳光探头出来，也只是照亮街道，却暖不了人心。

最早察觉到异常的，是我妹妹。她悄悄对我说，母亲最近总说累，下班回家后连饭都懒得做，随便吃几口就躺下。那时的我，几乎不再去唐人街女友家里，除了周五。每天回家，作业堆在桌上，和家人说话的时间，被一点点挤没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开始留意母亲。她确实瘦了许多，脸颊凹陷，眼睛却显得异常突出。那一瞬间，我心里猛地一沉。根据我的经验，这不像是简单的疲劳。我几乎是本能地想到：甲状腺。

那个周五，我没有出门。我们一家四口，坐在狭小的客厅里。我把自己的判断说了出来，说她需要尽快看医生，至少要把问题弄清楚。

母亲摇头。“没事，就是累了，可能血压高一点，睡一觉就好了。”

父亲也点头。他考虑得更现实——钱。

其实，说美国看病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我懂事开始就听过无数遍。真正到了这里，我们一家人索性连医疗保险都没买过。除了我拔过一次牙，全家几乎没有进过医院。看病到底要花多少钱，对我们来说，是一片空白，也是恐惧。

妹妹还小，只是沉默。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医生，也没有任何办法强迫母亲。那次“家庭会议”，就像一颗石子丢进水里，很快就没了声息。

两周悄然过去。母亲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虚弱。可她每天早上起床，还是会告诉我们比前一天好多了，然后还是照常出门上班，晚上回来还是早早的躺下了。

直到有一天，我下课回家，发现她早早躺在床上。她说，午饭后突然浑身无力，再也站不住，只能请假回来。她还是那句话——睡一觉就好。

第二天清晨，她却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

父亲那天上夜班，早上还在家。我让他给大舅打电话，问问哪里能看病。他答应得很快。

那天我提前回家，想知道结果。门一开，屋子很安静。母亲躺着，父亲还在睡。她对我说，已经约好了医生，过几天就去。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几天，她就在家里躺着，偶尔下床走两步，每天都说感觉好多了。

几天后，我回到家，发现屋里空无一人。我以为，他们终于去看医生了。

不久，父亲一个人回来了。他平静地告诉我，他把母亲送上了飞机，回上海了。

那一刻，我几乎失控。

不是因为没去看医生，而是他就这样，让母亲一个人坐飞机。那样的身体，跨越半个地球，太危险了。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我甚至来不及好好和她告别。谁也不知道她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也没人能保证，我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可我什么也做不了。

家里的存款不过一万多美元，父亲说，几乎都让母亲带走了。家里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只剩下勉强支撑一两个月生活的钱。

好在父亲的工作还算稳定，我周末也有零工。房租和基本生活，暂时还能维持。这一点，比刚到美国时，已经好太多了。

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国际电话。我们只能等，等从上海寄来的信。

一周后，信终于到了。

是上海的亲戚写的。信里说，母亲下飞机时已经几乎站不住，他们直接把她送进了医院。因为是从美国回来的，被安排进了外宾病房。检查结果，还没出来。

读到这里，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至少，她活着，安全地回到了熟悉的地方。

母亲治病的后续，留到下一次再说吧。

上一集我说过，胖教授给我的那份每周四小时的工作，对当时的我来说，几乎就是雪中送炭。钱不多，却刚好能把生活托住一点点。那时候，我们对“够用”两个字，没有任何浪漫的想象，每一分钱，都是必须的。

可学期一结束，暑假一到，那份工作也跟着停了。

我只能再次去找 Tommy。

旧金山的夏天，是冷的。

也正因为冷，城里反而热闹起来。游客从世界各地涌来，裹着外套，在市中心闲逛。Tommy 的几家店都在热闹地段，夏天反而是最忙的时候，多我一个人，完全用得上。

于是我索性放弃了暑期班。

每天早上十点进店，晚上八点下班。像钟摆一样，日复一日。

周末，我照旧去咖啡店。

那时的法律对于这种小店，还没有“加班费”这一说，更何况，我被安排在不同的店里轮着干，这也是法律的一个漏洞。好在时薪已经涨到了六块五毛钱。对别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对我来说，却是一种踏实。

暑假很快过去。母亲依旧没有回来，而新学期，却已经站在门口等我。

我不想放弃学业。父亲并不赞同，他更希望我全职工作。但我只能答应他，家里的开销，我承担一半。

我和女友坐下来，像两个成年人一样，重新分配时间。我们交换了工作日。

那个学期，我只选了三门课：化学，物理，英语。这样就有13个学分，还是全职学生，可以拿到每个学期两百多的补助。

化学和物理都带实验，我把它们全部挤在周二和周四。英语课排在晚上。

于是，周一、周三、周五，我在 Tommy 的店里上班；周二、周四，换成女友。下班后，我再赶去上英语课——那时英语课已经不在唐人街了，需要坐车去社区大学的主校区。

Tommy 和 Liz 对我不错。每天都让我自己做一个三明治，当晚餐带走。我常常在公车上吃完一天里最正式的一顿饭。

周末，咖啡店的工作当然不能少。

所有的作业，都被我塞进周一、周三、周五的清晨，以及零碎的空档里。好在化学和物理对我来说不算难，真正让我头疼的，只有英语作文。

课余时间，我依旧帮胖教授做些零活。对我来说，任何收入都不能放弃。蚊子再小，也是肉。

那半年，大概是我到美国之后，最忙碌的一段日子。我和女友，每周只能在周日早上匆匆见一面，不到一个小时。连争吵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回头看，除了“忙”，我已经记不起太多细节。不是记忆力不好，而是当时的我，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留意生活。

每天，我唯一真正等待的，只剩下一件事——来自母亲的信。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