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主要成功之处不在于发现新技术，从而为以前提出而没有得到充分回答的问题提供答案——就像牛顿回答了他以前时代提出的，但前人回答得不够巧妙或根本就没有回答的问题。哲学的主要胜利，是由做到了下列两件事之一的思想家们取得的——或者是（1）重新阐述了问题——他们自己拥有同时也使别人确立了对整个世界或其中某一部分的新眼光，它本身就能将心智从类乎思维钳制的状态——也就是最初问题之所在——中解放出来，并容许一种我们称为新综合的方法，以及对相关实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新洞见，它自动地、自然而然地解决或消解了最初的问题；或者是（2）做得刚好相反，即当发现某种情形下对问题的某些武断回答被人们信以为真时，以某种强烈震撼的手段颠覆了以前存在的“综合”，迫使别人注意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观念，它在人们原先感到满足的地方引起了使人痛苦的问题，在人们原先盲目和无动于衷的地方使他们困惑不安。
这两种过程既完全不同于依赖经验的科学家的程序，他们增加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也完全不同于逻辑学家或数学家的程序，他们增加了如何安排我们实际知识的知识或技能——但人类当然没有哪一种活动是完全不同于其他活动的，哲学家们已掌握的那些综合的或分析的、联结的或分解的非凡能力在别的每一人类思想甚至情感领域都起着作用。然而，在哲学与别的研究之间的确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并不想暗示，在科学或史学中，认真的观察、耐心地积累事实、巧妙熟练地运用过去已证明是成功的技术，再加上经验或想象所启发的改进，依靠这些进行研究就已经足够；简而言之，我并不是说，技艺、专心、诚实、精力和目标的固定等已经足够，不需要出自灵感的猜想和天才的突然洞见。但在这些领域中取得进步，仍然可能不需要灵感、不需要天才想象力不可预知的飞跃。一旦一门科学被置于理性的、不变的基础之上，一种观察、研究、提出假说和进行试验的技术成功地得到精心完善，伟大的先驱者们便能够向天赋较低的、进取心较弱的其他人传授正确的程序。稍低于最高等级的道德和智力上的天赋的结合常常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推动知识的进步、传播理性的光明。一个并不富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编写了一部用力极勤的，比如说关于某一特定地区某种工业的发展史，或中世纪晚期地中海某一地区战争艺术的发展史，他或许并没有做什么独创的或可观的事情，但他为知识的积累做了贡献，他的东西别人可以用来组织更雄心勃勃的模式，因为他所做的事不仅不是浪费，而且以它特有的卑微方式体现了正面价值。在哲学里却不是这样。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中，不存在已被认可的技术，如果没有灵感就不可能取得进展；与他人携手，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把已证明是可行的方法机械地或类乎机械地应用到新的课题上去（比如一些自然科学的情况），或仅仅是为某个更强有力、更富于想象的头脑准备材料，就像史学的情况——所有这些对哲学来说，都是毫无价值的。
哲学并不像科学那样涉及发现事实、整理事实、从事实中推断另—些事实，也不像形式学科那样涉及符号模式的组织。哲学从事的是系统阐释真正的问题（之所以是真正的问题，仅仅是因为觉得它们是真正的问题），而且是通过由问题本身的性质、由它提出的那类要求、由它造成的那类困惑所决定的专门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杰出的哲学家们对问题的阐述和解决，是通过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是通过转移重点、通过置换、通过转换被迷惑者的视角，使他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差别，或者认识到他们曾十分强调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存在，或是出自混乱或缺乏洞见。

——以赛亚·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