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之元卫青 来看刘彻这个吸血鬼呗，不是很爱捧臭脚么

这一年也是几乎所有汉人的噩梦。因为刘彻在本年连续出台了四项敛财暴政：白鹿皮币、白金三品、算缗告缗与盐铁官营。
因白鹿皮币而肉疼者，主要是王侯宗室。汉制，王侯宗室每年正月要“奉皮荐璧”，即用兽皮托着玉璧进贡给皇帝。这张兽皮一般值数千钱。刘彻为了敛财，在公元前119年想出个新主意。他下令把上林苑里的白鹿杀掉剥皮，制成皮币，定价四十万钱。所有参加正月朝觐的王侯宗室都必须购买这种皮币。据《汉律》，皮币的实际价值不会超过一万钱。这种变相勒索引起大农令颜异的反对[插图]，刘彻遂以“腹诽”之罪将其处死。
白鹿皮币是一种不顾吃相的极其粗暴的掠夺手段。这手段能够成功，是因为诸侯王早已式微，不再具备抗衡皇权的能力。同样不再具备抗衡能力的列侯，在七年之后，即元鼎五年（前112年），也遭遇了灭顶之灾——刘彻以“酎金”的成色不足为由，一次性废免了106位列侯。酎金，即列侯献给长安用于助祭的黄金。当时汉帝国列侯共计约210人，刘彻一次性废除超过半数列侯而未引发任何值得一提的动乱，足见皇权之盛与侯权之衰。
酎金成色不足云云，自然只是借口。刘彻发起酎金案的真实用意，是为了将这106个侯国的人力与物力彻底夺至皇权手中。马孟龙在《西汉侯国地理》一书中对此有很精彩的分析，其研究着重指出一个事实：刘彻分封的21名功臣侯里，只有5人被牵涉进酎金案；刘邦当年分封的24名功臣侯里，有20人被牵涉进酎金案。总体来看，“酎金案明显带有重点打击高帝至景帝封置列侯的倾向”，侯国受封越早，越容易成为酎金案的打击对象。而之所以呈现这种倾向，完全是因为侯国受封越早，面积往往越大，人口往往越繁盛，经济往往越发达。这类侯国，恰是刘彻最想抢夺的对象：
高帝至武帝早期封置的列侯，基本都是整县受封。但在元朔年间以后，列侯主要以乡聚受封，整县受封的例子十分罕见。那些武帝以前受封的侯国，无论是在地域面积上，还是在人口上都要比武帝以后受封的侯国高出一筹。至元鼎五年，汉初受封的列侯虽然数量较少，但经济总量十分可观。特别是高帝分封的列侯，初封之时便占有名城大邑，封户繁庶，在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后，其封国的人口增殖更为迅速。
刘邦分封侯国时，天下初定，人口稀少，大者不过万家，小者不过五六百户，唯地域皆颇为广阔。经惠帝、文帝、景帝时代后，这些侯国渐渐恢复生机，大者已有三四万户，小者人口也多已翻倍。如此丰硕而又没了自卫能力的肥肉，要权力无远弗届的刘彻不眼红不嘴馋，当然是不可能的。曾几何时，王国与侯国是汉民们用脚投票时的重要选项。当中央政权的控制与汲取过于残酷时，汉民们便会拖家带口抛弃田宅，投奔负担相对轻一些的王国或侯国；反之，侯国与王国百姓也可以投奔中央直辖郡县，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这种竞争关系，使得中央郡县、王国与侯国皆不会对辖下百姓实施太过分的压榨。如今皇权大张，天下归于郡县，刘彻视野所及的一应事物皆属皇权，汉民们也就再无用脚投票的机会，只能接受整齐划一的压榨标准。
回到元狩四年。连年兴战造成的巨额财政亏空，仅靠白鹿皮币无法解决，于是，刘彻又于同年推出另一种新货币“白金三品”。名为白金，实为用银与锡混合铸造，原因是国库的银、锡存量甚多。三品指钱的三种纹刻——龙、马、龟，分别代表不同面值。白金三品不是真金，但刘彻强行给它定了个比真金还离谱的面值，如一枚龙纹钱面值三千钱，而实际价值（即银与锡的价值）则不到百钱。刘彻希望以滥发货币来填补财政亏空。但民众不是傻子，白金三品又没有防伪技术，一时间“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酿成了西汉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货币秩序彻底崩溃。因朝廷的严厉打击，上百万盗铸者被投入监狱，遭诛杀者不计其数。
白金三品得不偿失。但同年推行的另一场敛财运动“算缗告缗”取得了空前成效。缗，按《史记集解》的说法，指民众“非桑农所生出”的财富，即非农业收入。算缗便是要对这部分收入征税。刘彻颁布新规：凡存在非农业收入的家庭，在算缗令颁布后，须去官府报告财产总额及其构成，然后按比例缴纳算缗钱。普通经商者按6%征收，从事盐铁且得到国家特许经营者按3%征收，经商且家中有马车者按12%征收。
统计每户百姓的资产，并区分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在汉代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明知不可能完成，仍要出台算缗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刘彻另有办法。他不相信民众会主动申报，但他相信只要充分调动人性之恶，让告密举报之风全面刮起来，便没有任何民众可以隐匿资产，逃避算缗，政府所得只会多不会少。
这充分调动人性之恶的政策便是“告缗令”。告缗，即鼓励民众向官府举报周围人隐匿资产不纳缗钱。举报成功后，被举报者的资产将被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作为奖励分给举报人。随后，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席卷了汉帝国。大告密运动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商人与中产之家几乎全部遭到举报破了产。长远后果是社会发生变异，民众普遍满足于维持基本生存，无人愿意用心经营，也无人胆敢积累财富。唯官府里的盐铁缗钱异常丰饶。
以上种种，皆属于突发式抢钱、运动式敛财。这些手段固然残暴，却无法与制度性掠夺相提并论。元狩四年启动的盐铁官营，与稍后推行的均输平准之法，才是让汉帝国百姓最具切肤之痛的汲取手段。这两项暴政，让底层百姓就连做个吃不饱饿不死的最低限度的“人”，也成了奢侈的幻想。
依西汉旧制，盐铁可以私营，民间有许多大盐铁商，大体能满足百姓吃盐、购置铁农具的需求。桑弘羊告诉刘彻：民众生活离不开食盐，耕种离不开铁制农具，故控制盐铁实施官营是向民众变相征税的绝佳手段。刘彻遂收编民间大盐铁商进入官府，迅速建立起庞大的官营盐铁产业。凡私铸铁器、私贩食盐者，轻者斩趾，重者杀头。
据御史大夫卜式观察，官府专卖的盐、铁，质量差，价格高，还搞摊派定指标，强买强卖。卜式表达了批评意见后，很快被刘彻贬出中央。直到刘彻死后，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才敢在霍光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控诉该政策的罪恶。他们说：官府铸造铁器，只求完成上级指标，专铸大块头农具，不顾民众对小件农具的需要，嫌铸造小件农具费时耗工；器形不好，质量还差，价格又高，用起来很费劲；卖铁器的衙门经常不上班，民众长途跋涉来城里买农具，常吃闭门羹，耽误农时，最后恶化至“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的地步。百姓放弃了铁制农具，回到用木石农具耕地、用手除草的原始时代；百姓吃不起盐，只好改吃带味道的土与草梗。贤良文学的控诉并无用处，霍光利用他们打倒桑弘羊后，盐铁官营国策仍牢不可动。这也正是制度性掠夺政策的最可怕之处——利益集团如流水，制度性掠夺政策却如铁打的营盘，只要被发明出来，便绝难失传。
通过盐铁官营，刘彻自民间攫取的财富堪称巨量。可是，仅仅过去不到十年，刘彻便将这些财富挥霍一空。御用财税专家桑弘羊遂再献“良策”，在汉帝国全面推行“均输平准”之法。

均输的字面意思，是在地方郡国设均输官，负责接收地方进贡给中央的各类物资，并将之转卖到价格更高的地方来赚取利润。如此，既避免了物资长途运输至长安而朝廷可能不需要的窘境，又能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平准的字面意思，是朝廷在长安设立平准机构，负责接收各地均输过来的货物，再视长安市场上的物价涨落情况处理。物价太贱则抬价买入，让卖东西的百姓不吃亏；物价太高则平价卖出，让买东西的百姓不吃亏。如此既能打击商人囤积居奇，稳定物价，又能让朝廷多一笔收入，可谓官民两利。
以上种种，皆只是公开宣传中的美好说辞。落实到具体操作中，不受制约的官权力迅速暴露出其贪婪无度的本性。刘彻死后，贤良文学回顾往事，如此总结官府均输官的普遍做法：故意不收当地有的特产，反向民众索求当地没有之物。民众无奈，只好以低价出售自产之物，再以高价买进不产之物，以满足均输官的要求。那些高价买进的本地不产之物，恰又控制在均输官手中。相当于买的时候被均输官剥一次皮，卖的时候再被剥一次皮。均输官如此，平准官也好不到哪里去。据贤良文学披露，平准官对稳定物价以保障民众利益毫无兴趣，他们只热衷“收贱以取贵”，即通过操纵物价来谋取利益。
刘彻时代均输平准的实质，是国家机器的全面商业化，是官府对商品买入与卖出的全面垄断。民间商业因之全面萎缩，民众也没能从官府的垄断中获益——当民众去买东西时，市场上只有一个卖家；当民众去卖东西时，市场上也只有一个买家；且这唯一的卖家与买家都叫“官府”。稍具经济常识者都能明白，这是最糟糕的市场，必将酿成巨大的民生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