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王将相的历史评价，有时相当受制于其所处的结构位置不同，德宗得益于宪宗元和中兴的功绩，在现代研究中评价有一路走高的趋势，宣宗则是继承父兄的削藩成果，“当大中时，四海承平”颇为传统史学家津津乐道而评价甚高，在现代的评价则有一路走低的趋势，以明代而论，因为堡宗土木堡之变，连带宣宗的风评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突然想到王安石本人的身后名、变法评价应该是和北宋的灭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就像西晋风评差劲，是因为灭亡后没有后继者统一接盘，隋朝评价高是因为有唐朝接盘。
而北宋的灭亡、金朝的崛起又充满了偶然性（毕竟北宋这边也没办法越过辽干预人家的边疆政策） ，其实中国古代很多财政改革都是为增加财政收入、解决财政危机，如两税法、王安石改革、张居正一条鞭法，对这些改革的批评在该措施推广后一直都有，也不可能存在完美没有缺点的改革，张居正的一条鞭把田赋、徭役、杂税折为白银，对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是好事，但对北方而言呢，北方的商品经济本身不发达，白银流入量本就少，存在银贵钱贱的情况，反而加重了负担。如果说张居正有什么成功的地方，大概在于他死后64年明朝灭亡，王安石死后41年北宋灭亡，他凭借明朝高度的专制、集权体制压制异见、强势推行变法改革措施。
看到很多人把张居正、王安石对立，不免觉得困惑，如果从封建王朝上位者的角度看，只要解决财政危机就是成功的，如果从平民视角看，所有的改革都不外乎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措施本身也不免加重民众负担，把张居正吹得多天才、王安石多失败大可不必。
王安石变法的例子其实也很特殊，他提供了一个在君主、大臣主导下在非绝对专制的体制下，如何博弈、妥协、变法、走向失控的特殊案例。如果不是北宋灭亡，改革中那些反对、异见的声音不会被放大，至少是像现在一样，吹毛求疵放大、上纲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