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食者膘·书煲#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收益阶层研究（增订版）》食用完毕。作者：李开元。虽然知道本作已成为秦汉史研究的典范，进入专业必读之范畴，但于我而言，依然只是一段收获满满但疑虑重重的旅程。与谭其骧老先生的耿介不同，李开元的学术语言偏钝偏硬，偶露柔媚，反显奇突。这也是我目前读过调用日本学界研究支持结论最多的专著，目测援引和参考文献占了近1/2强，长知识之余也不由好奇，查了一下作者履历……原来此君曾游笈西嶋门下，毕业于东京大学，怪道一直以“中华帝国”这一迥异于本土习惯的用语相称哪。

作品以“汉高帝五年诏”为切口，推测西汉初年政府曾推行大规模授田政策（这一点已被2001年的出土文物所证实），成为“军功受益阶层”成立的经济基础。此框架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叙述中侧重个人权谋或抽象制度的局限，成功将刘邦集团从一个模糊的开国团体，扩大并具体化为一个以军功授爵为核心利益纽带、拥有共同社会基础的历史主体。该主体一度成为除去汉初宫廷机构（皇帝）、政府机构（丞相）之外的第三支政治力量，最终于汉武帝中晚期烟消云散，退出历史舞台，但间适其时，从黄老无为到削藩激变，背后莫不充斥着这一阶层利益的表达、巩固与冲突。特点是注重数据可视化，注重历史现场复盘，通过追踪刘邦集团主要成员的籍贯、出身、官职变迁，勾勒出一幅动态的社会网络图景。论刘邦政权自地方而王国而帝国的三重法统（张楚法统、怀王法统、秦之法统），西汉初有限皇权的独特性，以及“后战国时代”等板块，都让人受益匪浅。

阅读过程中我有两大疑问，久久挥之难去。一是把下到只得五等爵位的军法吏，和上到异姓王、列侯的顶级权贵，统统收拢进同一个阶层，是否真有可行性？他们是否真有同样的政治诉求，以及在授爵授田完成之后，是否还还享有持续性的，共通的利益基础？对我而言，阶层之层，始终还是一个更偏横向的同温层概念。我当然明白，作者的核心逻辑并非认为一个公大夫（低等爵）与一个列侯（高等爵）能在社会地位上平等，而在于强调他们被同一个体系所定义和联结。这个体系就是“军功爵制”，它是汉初国家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根本法则。在这个意义上，从最高的诸侯王到最低的获爵士兵，他们的政治身份、法律特权、经济收益如田宅、食邑、免役，乃至社会荣誉，都来源于同一个标尺——军功。这使得他们虽然内部层级森严，但与体系外的普通民户、奴婢、以及没有军功的旧贵族后裔相比，就能构成一个享有特权的整体了。李开元将其比作一个“累层的同心圆锥体结构”，顶端是王侯，底层是普通获爵士兵，中心是丰沛元从集团，砀泗楚人集团、秦人集团、多国合纵集团次第依偎，强调的就是这个结构本身作为汉帝国统治基础的事实。将300万人（占社会总人口20%）纳入分析，是为了说明这个统治基础的广泛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社会影响，因此，我也并不挑剔以参加垓下之战60万士兵为人数计算的粗疏方法，老实说，少几十万人多几十万人并不影响立论。

我不满意的是，在这样的视角之下，内部的差异性——内部巨大的剥削关系和权力压迫都被极大淡化了，广泛的底座被顶端少数一撮人代表，以“军功受益阶层”的名目。说实话作者也未曾提供中下层具体的历史图景（哪怕是群体而非个体的）作为同一个历史实体对外的一致性。相当于从一个足够扎实的出发点出发，后头就没了。那这样一个所谓的“阶层”，和西汉社会特殊时期的不完全缩影有什么区别呢？一方面，底层军功爵者可能只是获得了少量田宅和免役特权，而顶层则掌控着封国和朝政，生存空间天差地别，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高层与中低层迅速分化。文帝、景帝以后，军功爵制逐渐轻滥化，其经济价值萎缩，高层演变为世家大族，底层则逐渐混同于庶民。我觉得“军功受益阶层”这个概念在西汉初年是有价值和必要的，它精准地反应了郡国并举时期有限皇权的特殊性，然而，当封国消失，中央王朝迈入以编户齐民为统治基础的君主集权成熟期，还非要将历朝历代的“创业集团”强塞进“军功受益阶层”，无视其特殊性当作普遍框架推而广之，算不算一种削足适履的执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