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24）补习课
1992 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

忙碌的生活早已磨掉了我对假期的期待。不管是元旦还是春节，对我来说就是另一个上班或者学习的时间。日子一天天照常推进，没有波澜，也无须感慨。对那时的我而言，目标单一而清晰——尽快完成学业，尽快让家庭稳定下来。

1992年春季那一学期的选课，我至今记得很清楚。

因为方向偏向化学，大学物理课只需两门即可。事实上，在 1991 年，我已经把大学物理的要求全部完成。于是这一学期，为了弥补上一学期的缺失，我的课表变得异常密集：有机化学、生物、基础电脑编程、英语、微积分，还有经济学。总学分达到了22分。

顺便说一句，那时候的社区大学，还有一个对学生而言颇为“慷慨”的规则。

只要一个学期选课超过 18 个学分，超出的部分就不再收费，等于白送。对学校来说，这是鼓励学生多修课、早点毕业；对学生来说，则是一种近乎现实主义的善意。

这个规定，对我其实无关紧要。我的学费本就全免，多选一门、少选一门，在账面上没有任何区别。可我很清楚，对不少同学而言，这条规则分量不轻。

经济学是毕业要求，躲不开的必修课。

而那门基础电脑编程，则完全出于时代的推力。

那几年，旧金山湾区的空气里仿佛多了一种新的气味——电子、电路、键盘敲击声。硅谷尚未被神话，却已经初具雏形。学校里，学电脑的人忽然多了起来，走廊里常能听见同学讨论代码、公司、面试。

每个学期，社区大学都会举办一次 Career Day。操场和大厅里摆满了摊位，各色公司派人来介绍自己。那几年，出现最多的，是电脑公司。

同学们说，只要社区大学电脑系毕业，就能找到一份入门级的工作，工资体面；如果愿意继续读书，公司还能帮着付一部分学费。

这些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像一扇半开的门，门后是尚未看清、却足够诱人的未来。

我并没有深思太久。

1992 年春季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做出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专业选择。

我在志愿上，首次出现了两个单词——Computer Science。

电脑课程对我来说，其实并不算陌生。

在中国读高中时，我的母校——上海敬业中学，就已经开设了基础电脑课。只是那时的电脑，被当成一种近乎“精密仪器”的存在。学校专门设了无尘机房，进出要换鞋，连走路都要放轻脚步。每台电脑都像被供在玻璃柜里的展品，真正轮到学生上手的时间，少得可怜。

我们学了不少理论，却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反复操作。电脑在那里，却始终隔着一层距离。

到了社区大学，情况完全不同。

学校有一整栋电脑楼，专门为各类电脑课准备的。而所有电脑课的实验教室，直接占据了其中整整一层。不是一间教室，而是一排排亮着屏幕的房间。据说，这一层楼的设备是某家大型电脑公司捐赠的，机器更新得很快，数量也多得惊人。

我第一次走进去时，甚至有些不适应。没有换鞋，没有限制时间，电脑就那么摆在那里，等着人去用。

那门基础电脑课的老师，是一位兼职讲师。他的主要工作在圣荷西州立大学任教，课余还在自己创业。自我介绍时，他说得很随意，像是在闲聊，而不是站在讲台上立规矩。

他的课也确实随意。

一堂课，他只用半堂时间讲理论，剩下的时间就把我们“放生”。“去试，”他说，“别怕弄坏。”

作业更是和我以往接触的完全不同。

不是抄代码，不是背概念，而是问题本身就带着现实的影子。比如，如何写一个程序，帮助教授统计试卷中哪一道题学生出错最多；又比如，如何设计逻辑，让银行的自动提款机在用户连续输错密码后自动锁定。

这些作业看起来简单，却逼着人去思考“为什么”和“怎么做”。

更麻烦的是，他从不满足于“完成”。“大家都会写，那就不算作业。”他说。他要的，是与众不同的解法。

直到那时我才隐约意识到，电脑并不只是机器，也不仅是语言。它更像是一种思维方式，而这门课，正在悄悄训练我们的脑子。

那时我真的想在电脑方面继续下去。

1992年春季开学后，随着母亲的身体逐渐变好，我恢复了正常的学习进度，我的工作情况也随之改变，又变回了我母亲生病前的样子。

我把大部分课程放在了周一，周三，和周五。周二和周四只上上午课，下午去Tommy的店工作。而且我女友则工作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下午。

两个学期过去，我的成绩终于让教授们记住了我的名字。原本只是帮一位化学教授整理作业、解答问题的勤工俭学，渐渐变成了社区大学正式的学业辅导员。工作地点也随之改变，从那间堆满纸张和试剂味道的教授办公室，搬进了图书馆旁边一间专门的辅导教室。

那是一排被隔成许多小单元的房间，每个小格子里坐着一名辅导员。有人教英语写作，有人讲历史，有人辅导数学。学校支付他们的工资，对所有学生免费开放。只是热门课程往往一位难求，学生需要提前预约，像挂号看病一样。每次辅导的时间大概是15分钟。

社区大学课程的安排是非常自由的。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排课。有时，课与课之间会有很多空余的时间。而我就利用这些课余时间去做辅导员。

我负责的是化学、物理和数学。每门课每周三个小时，加起来一共九个小时。

学期刚开始时，来找我辅导的学生并不多。我仍然按照最初的安排，在化学、数学和物理之间轮流坐班。辅导室安静而有序，预约表上偶尔才多出几行名字。

可没过多久，情况就变了。

来找我辅导化学的学生越来越多，预约表被一格一格填满，很快就排到了几天之后。我开始不断地在数学和物理的时段里，被学生“临时”拦下，请我帮忙看一道化学题。到后来，我索性一点点放下了另外两门，只专心做化学辅导。

尤其是期中考和大考前，那张预约表几乎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名单。有时一眼扫过去，能有几十个名字。这显然已经不是几个小时的单独辅导能解决的问题了。

我意识到，必须找人谈一谈。

负责安排辅导课时间的，是一位意大利裔的中年女性。她说话带着明显的口音，但并不影响理解。对她来说，管理辅导员只是兼职，她的本职工作，是哲学老师。

在我开口之前，就已经有人提醒过我——她不太好相处，平时也很少过问辅导员和学生的具体情况。没事最好别去找她。

可我想来想去，能帮我解决问题的，只有她一个人。

那天下午，我站在她办公室门口，深吸了一口气，还是敲了门。

门里传来一声低低的回应。“什么事？”

她正在低头写东西，连头都没抬。

我立刻说明来意，说现在预约我化学辅导的学生太多，我一个人时间有限……

话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这不归我管，”她语气平淡，“你没有时间，可以直接拒绝学生。”

我停了一下，还是把准备好的话说完了。我说，我想要一个大一点的地方，能一次性给所有学生做辅导。

她这才放下笔，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带着些不耐烦。“我们没这么做过，”她说，“而且我也没有权限，给你支付辅导这么多学生的工资。”

原来她以为我是来要钱的。

我立刻解释，说我只需要一个教室。哪怕只算一个小时，不管来多少学生；就算超时，我也不会多申请一分钱。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像是在衡量什么。然后，她点了点头，问我哪天、几点有空。

我本以为，她只是随手帮我安排一间教室。没想到，她转身就写了一份公告，把这件事当成了一项正式的活动发布了出去。

那天的补习课，来的人比我想象得多得多。差不多近一百名学生，教室坐得满满当当，我一边在上课，还有学生陆续进来。动静太大，连化学系的主任都被惊动了，特地过来看了一眼。

我的补习方式其实很简单。

我把前两年的大考考卷找出来，一题一题地拆解、分析。这是我在国内备考时学会的“老办法”。不同的是，我还顺手加入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变化，提醒大家别只背答案。

效果出乎意料地好。

那堂课结束后，那位意大利裔的负责人又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再加一堂。她的语气，比第一次见面时柔和了不少。

补习课的成功，确实给了我一种短暂的成就感。但我心里也很清楚，这并不是长远之计。对我来说，读书本身，始终才是最重要的事。

不过，这些补习课，确实让我认识了许多新的同学和朋友。

有人说我离不开华人圈。其实并非如此。从来到美国，我并不住在唐人街，工作后，平日里和华人接触并不多，除了我女友一家。而且从这个学期开始，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不再说中文。

那之后，我很少再用中文和外人交流，除非是在家里。

而那些新朋友，每个人都有一段截然不同的来路。那些故事，五花八门，明天再慢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