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其实是困惑的。

我不反对控烟，更压根不会替吸烟洗地。我自己早就戒烟多年，也非常清楚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但当我反复看到《中国吸烟的成本》这类研究被当作“科学共识”“政策依据”不断引用时，心里始终有一种如鲠在喉的不适感，不是结论扎眼，而是研究的资助方太过显眼。

如果只是国内学者讨论公共卫生问题，我不会多想，如果只是医学层面的风险评估，我也不会多想，可偏偏，这项在 2005–2006 年完成、得出“吸烟一年烧掉中国国民财富 2500 亿”的研究，其独家资助方，是一家美国国家级制药巨头。

而且他们这些年在中国斥巨资持续投入的，远不止一两个个单薄的研究。

一个美国药企，为什么要如此热心地替中国算账？

除了名，他们究竟还想要什么？
于是我开始顺着这条线往下追。

很快就发现，这家药企并不是什么站在场外“反对吸烟”的道德观察者，它自己就是全球戒烟药物市场的核心玩家之一，他们自有品牌的戒烟处方药，在欧美上市多年，专利期内单疗程价格动辄数百美元，在美国、欧洲、日本等成熟市场，曾长期贡献接近十亿美元级别的年营收。这不是边缘产品，而是一款典型的高单价、高毛利、强依赖处方路径、强依赖支付体系的药物。

更关键的是，在多个西方国家，这类戒烟药物并不是完全自费商品，而是已经通过医保、公共卫生预算或商业保险，进入公共支付体系。换句话说，在这些国家，戒烟药不是“个人选择消费”，而是被明确视为公共卫生干预工具，其支付成本被社会化分摊。

这套商业模式，在欧美早已运转自如、风生水起。

但问题在于，这套模型移植中国后，便立刻水土不服、举步维艰。

药进来了，审批也过了，但现实极其残酷。

中国烟民鲜少将戒烟视为“必须就医的刚需”，戒烟门诊常年门可罗雀，覆盖率寥若晨星，戒烟药物全程自费，一疗程动辄上千乃至数千元，医生在日常诊疗中，既无时间精力，也缺制度激励，无任何动力主动提及这类“高价、自费、非主诉”的戒烟处方。

最终的结局，直白得近乎残酷：患者不主动要，医生不主动提，处方自然开不出去。

这不是药效问题，而是支付与路径问题。不是“药不行”，而是戒烟这件事，在中国从来没有被制度性地纳入临床流程和支付结构。

这一点，这家跨国药企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把国外与中国的营收结构一对比，就会发现差距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同一款药，在欧美是“医保/保险 + 处方”的稳定现金流；在中国，却只能依赖极少数主动戒烟者的自费购买，规模天然被锁死。

于是，逻辑开始发生转向。

如果问题不在产品，而在于“医生为什么不把戒烟当成医疗职责”“医保为什么不为戒烟买单”，那继续在市场端推药只会白费力气。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戒烟在制度层面被理解和定位的方式。

这也正是为什么，从这一阶段开始，你会看到一系列看似“非常中性”、却高度一致的动作集中出现。

吸烟造成的社会成本有多大；吸烟对国家财富的损耗有多严重；如果不干预，公共卫生系统将承受怎样的长期压力。

与此同时，另一组数据被反复引用、反复强化，并被放置在极其关键的位置上：

靠意志力戒烟，成功率不足 5%；
在医学干预、药物辅助条件下，戒烟成功率可以显著提升，部分研究给出 40%–50% 甚至更高的阶段性戒断率。

这组数据本身未必是假的，但它们被反复使用的方式非常讲究，刚好用来论证一个制度性结论：戒烟不能再被视为个人行为，而必须被纳入医疗系统与公共支付体系。

当这个结论被不断强化，下一步几乎是写在剧本里的。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这家药企投资的戒烟组织CS2day（Cease Smoking Today）粉墨登场了。

CS2day 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临时项目，而是诞生于一个非常现实的背景之下：戒烟药在欧美已经完成商业验证，却在中国等新兴市场长期被卡在“合法存在但临床边缘化”的状态。它的初衷非常清晰，不是卖药，而是解决“为什么医生不用、制度不接”的问题。

所以它不面向患者，不做市场宣传，而是直奔医疗系统内部：不写具体药名，不写品牌，不谈商业利益，只讲循证医学、标准流程、医生责任。

戒烟被重新定义为：可评估、可干预、可随访、必要时可用药的医学问题。

医生被重新定位为：不是旁观者，而是第一干预节点。

一旦这套逻辑通过医学教育、继续培训、临床共识被反复灌输，事情就发生了质变。戒烟药不再是“要不要推荐的商品”，而是“符合规范、可以进入处方和支付讨论的临床工具”。

到这一步，产品已经不需要再被“推销”了。医生不是在帮这家药企卖药，而是在“按培训、按指南、按循证共识做事”。

更值得玩味的是，近年来该药企中国区负责人，还在多个公共卫生论坛与行业会议上频频发声，长期以“降低吸烟人群健康风险”为切入点，提案将戒烟药物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甚至联合部分医疗机构发布相关临床应用倡议，试图从政策层面彻底打通支付链路。

再往后，后续的剧情其实昭然若揭，只是很多人选择性缄口不言。

当戒烟被全面医学化，当医生习惯性地把吸烟纳入病史评估，当药物辅助成为循证选项之一，“是否进入医保”“是否纳入公共卫生支付”“是否作为慢病干预手段”，就会自然被包装成下一阶段的政策议题。这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这条路径在欧美已经反复跑通过的最后一环。

这时候再回头看 2005–2006 年那项《中国吸烟的成本》，你会发现它的位置极其耐人寻味：
它不是研究的终点，而是商业布局的起点；
不是客观结论，而是引导舆论的叙事锚点；
表面与卖药无关，实则为药物撬开制度大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问题定义前提。

我从不否认吸烟有害，也不否认戒烟药物在部分人群中的现实价值。我质疑的，从来不是科学结论，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这条从“成本研究”到“医学教育”再到“医保讨论”的路径，究竟由谁主导、为谁铺路。

当一家跨国药企，既参与问题定义，又参与医学话语塑形，还长期介入临床教育与支付讨论，那至少有一个问题，必须被允许提出：

这究竟是泽被公众的仁心仁术，还是一条在西方久经考验、正按部就班复制到中国的商业与制度渗透路径？

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没有答案，那么未来某一天，当戒烟真正进入医保讨论时，我们恐怕连“这是怎么开始的”都已经说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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