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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读《人间草木》，让汪曾祺的草木情，在烟火里给你一份从容诗意。

睡前听完一本书。📚
今天我们读《人间草木》。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口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这就是《人间草木》的开篇，仅仅一句话，是不是就感觉心里某个坚硬的角落忽然咔哒一声松动了一下，透进了一缕带着花香的暖风。

汪曾祺就是有这种魔力，他是那个用文字让你一想到高邮咸鸭蛋就流口水的美食家，也是那个说梨花瓣是月亮做的，让你瞬间觉得世界都浪漫起来的诗人、编剧。史航说他是可爱成这样的老头，而读他的《人间草木》，你会发现他的可爱来源于一种深入骨子里的对生活近乎虔诚的热爱。

这种热爱不是口号，不是姿态，而是具体到一餐一饭、一草一木，具体到如何在苦难的缝隙里为自己点亮一盏小小的、温暖的灯。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将近一个世纪前，来到江苏高邮，那个弥漫着运河气息的水乡。一九二零年出生的汪曾祺，童年是在一个充满温情和趣味的旧式家庭里度过的。他的父亲汪菊生是个绝顶有趣的人，这位父亲可不是那种板着脸的严父，他会画画、会刻章、会摆弄各种乐器，甚至会给儿子做各种各样的玩具，风筝、灯笼、小型的京剧舞台。

在汪曾祺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孩子头，父子关系融洽得像兄弟。这种宽松、充满艺术气息和人情味的家庭氛围就像最初播撒在他心田里的种子，让他从一开始就相信生活是可以有趣味的，人是可以保有一份天真和创造力的。

家里的后花园是他最初的乐园，那个眼睛亮晶晶、脸蛋圆圆的小男孩会躺在槐树枝杈上看天，看壁虎悄无声息地爬过，他会用手指绕着八根草，一点点用力去听那细微又清晰的断裂声。他更热衷于去逗弄含羞草，碰一下看叶子合拢，等它慢慢张开，再猝不及防地来一下，自己乐个不行。

这些在大人看来或许无聊的举动，在他眼里却是一个完整而生动的世界。冬天清晨他顶着寒风去摘带着冰心的腊梅花，表姐妹们来了，他爬上树摘各色的花让她们带回家，或者干脆送给路上的陌生人。这种与草木生灵毫无隔阂的亲近，这种发自内心想要分享美好的冲动，成了他性格里最明亮的底色。

所以后来他写：“我就是要这样，香香的、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的栀子花，其实写的何尝不是他自己那份不管不顾、热烈、坦荡的真性情，早在童年就已萌芽。

而高邮的水乡不仅给了他草木的温柔，更给了他最初的烟火记忆。他从小就是个吃货，对咸鸭蛋的感情尤其深厚，筷子头一扎下去，汁水红油就冒出来，蛋白细嫩，蛋黄通红，能吃出满嘴的幸福感，连蛋壳都要留着晚上放萤火虫看，那一闪一闪的光觉得好看极了。

这份对具体生活、具体滋味的热爱，是他抵御未来一切风霜的铠甲。然而平静、温润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很快被时代的洪流打破。一九三九年，抗战烽火中，十九岁的汪曾祺辗转千里来到了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

从江南水乡的宁静骤然坠入大后方的动荡与贫困，昆明不时有日军的飞机来轰炸，刺耳的防空警报成了日常。物资匮乏，校舍简陋，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这苦不苦？当然苦，可你看汪曾祺怎么写？他把这叫做“跑警报”，一个“跑”字，妙极了，不是逃，不是躲，而是跑，这里面有一种奇特的从容，甚至带着点游戏般的意味。

这个穿着洗得发白长衫的年轻人脸上总挂着淡淡的笑，警报响了他不慌不忙，有时揣上一卷唐诗，有时带点零食，跟着人群往郊外走。他饶有兴致地观察跑警报的众生相，有不管警报响不响，笃定地洗头、煮冰糖莲子的淡定哥，还有小贩趁机在疏散的路上卖麦芽糖，他把这看作一种不在乎的哲学。

他说：“中国人的心里是很有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这种不在乎的精神是永远打不服的。你看，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也能从中品咂出一点人间的幽默和任性。在联大，他的潇洒也出了名，不喜欢的课，比如数学和英文，他敢逃课，跑去图书馆泡着，理由是寻找吊儿郎当的潇洒。

但他对自己热爱的文学却投入了全部的真情和狠劲，他泡在沈从文先生的课堂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写作。这份偏科的潇洒让沈从文先生对他青睐有加，甚至给他的文章打出了一百二十分的超高分。沈从文不仅是他文学上的引路人，更是生活里的温暖依靠。

汪曾祺牙疼肿了脸，沈从文看见立刻出去买来橘子看着他吃。这个时期的汪曾祺性格中的矛盾性开始凸显，一方面是对外部动荡环境的不在乎和随遇而安，另一方面是对内心所爱文学、美、自由的极度执着和认真。这种矛盾恰恰构成了他独特人格魅力的核心，外在的柔韧与内在的刚强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西南联大毕业后，年轻的汪曾祺满怀憧憬奔赴上海，想闯出一番天地，却遭遇了现实的冷酷打击，他找不到工作，身无分文，流落街头，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在极度的迷茫和绝望中，他写信给沈从文倾诉苦闷。沈从文的回信异常严厉：“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想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

这封信像一记耳光打醒了他，而真正给予他直观生命力量的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在他流落街头时，无意间瞥见一户人家阳台的煤堆里竟长出了一颗芋头，没有土壤，只有煤块，靠着偶尔的雨水，它却顽强地扎下根，舒展出碧绿肥厚的叶子。

这个画面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他后来写道：“这几片绿叶使我欣慰，并且并不夸张地说使我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一颗从绝境中挣扎而出的植物，让这个濒临崩溃的年轻人重新看到了生命本身不屈的力量。这颗煤堆里的芋头成了他一生精神的重要象征。

可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不久后汪曾祺被卷入时代浪潮，下放到河北张家口的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这一去就是二十年，这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从文人到工农，从书斋到农田，身份的巨大落差，体力劳动的沉重，远离家人和文化的孤寂，每一项都足以压垮一个人。

很多人在这期间沉沦了，但汪曾祺又一次展现了他那惊人的弹性。他被分配去给果树喷农药，没有抱怨，反而欣赏起农药浅蓝如晴空的颜色，最后成了喷药能手。他在荒凉的偏山画马铃薯图谱，这工作枯燥吗？可他看着马铃薯开花会细心地把不同颜色的花采回来插在玻璃瓶里观察写生，画完了把马铃薯扔进牛粪火里烤熟，掰开还能品出像蒸栗子一样细腻、香甜的滋味，并认真地记录下来。

他会在溪边钓鱼，去采蘑菇，用最简单的食材给自己做一顿饭。有人问他这二十多年的苦日子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汪曾祺笑着说了四个字：“随遇而安。”但这绝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一种主动的、充满创造性的适应，是在坚硬的现实土壤里为自己开出花来的智慧。

他在《人间草木》里写：“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这句话是他用二十年苦难修炼出的生活真谛。动荡的岁月终于过去，汪曾祺回到了北京，迎来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也真正活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那个可爱、通透的老头形象。

晚年的汪曾祺头发花白，面容温和，走起路来慢悠悠的，笑容里满是历经沧桑后的澄澈与安然。他性格中所有那些美好的特质都毫无保留地绽放开来。

- 首先是他出了名的爱吃、会吃，在他这里，美食是最高级的生活哲学。他说：“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要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如此。他不爱去高档酒楼，就爱提着菜篮子逛菜市场，听着吆喝，看着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觉得生机勃勃，乐趣无穷。
- 他不仅写吃，写得让人垂涎三尺，更亲自下厨，直到七十多岁还乐此不疲。他发明了塞馅回锅油条、大煮干丝等菜式，得意地写信给朋友。会用简单的五香茶叶蛋、盐水毛豆招待外国客人，赢得称赞。
- 他笔下的食物总是连着记忆与情感，写咸鸭蛋连着故乡，写咸菜慈菇汤藏着思念，写昆明的菌子、北京的豆汁都是活色生香的烟火人间。他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一碗烟火足以抚平万千愁绪。”
- 生活中的汪曾祺更是一个没大没小的可爱老头，他反感旧式家庭的森严规矩，他的儿女甚至孙辈都亲昵地直呼他“老头”，亲家母觉得不像话，他却觉得这样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家庭必须做到没大没小。他尊重孩子的选择，认为生活应该由他们自己设计。这种开明和通透来自于他历经沧桑后对真实和自由的加倍珍惜。
- 他画画、唱戏、写毛笔字，所有这些闲事他都做得兴致勃勃。他就像他笔下那株自由生长的植物，终于找到了适合的土壤和气候，于是尽情地舒展枝叶，开花结果，把温暖和香气传递给每一个靠近他的人。
- 读他晚年的散文，你会感觉是在冬日的暖阳下听一位智慧又风趣的长辈聊天，他跟你讲怎么挑西瓜，讲他家乡的端午风俗，讲他在联大逃课的趣事，没有训导，只有平等的分享和温暖的共鸣。
- 他把一生积累的苦与乐都化作了这平淡如水却又滋味悠长的讲述，当我们感到累、感到焦虑、感到被生活锤得灰头土脸的时候，汪曾祺和他的《人间草木》能给我们什么？我想他给的不是逃离现实的幻梦，而是一双重新发现美好的眼睛和一颗能够自我疗愈的强大内心。
- 他教会我们在宏大的叙事和时代的压力之下如何守护属于个人的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如何像他观察葡萄的成长、品尝烤土豆的滋味一样去全身心投入当下的每一个瞬间。他向我们证明了快乐和从容并不一定需要多么丰裕的物质条件，它是一种能力，一种在废墟上也能看见花开、在荒漠里也能找到清泉的能力。
- 这种能力的核心就是爱，爱具体的生活，爱身边的人，爱这个不完美却依然值得留恋的人间。他说：“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愿我们都能像汪老那样，无论经历什么都永葆那份对生活的好奇与热爱，在人间烟火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诗意。

世界或许不曾总是温柔待我，但我选择温柔地爱它，这就是汪曾祺和《人间草木》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一条音频告别2025##微博声浪计划# http://t.cn/AXGnk4K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