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古寻薇，饮露而歌：巩启明先生八十自述】
1935年7月，我出生于河南临颍县繁城镇。解放前的繁城镇尚属许昌县管辖，镇上有个被称为受禅台的大土丘，相传汉献帝刘协曾在此禅位于曹丕并举行受禅大典。受禅台旁边是献帝庙，庙里有汉献帝和魏文帝的塑像，还留有《受禅表碑》等重要碑刻。每年正月二十二，人们在受禅台举行庙会，四乡的百姓都会赶来给汉献帝上香，小时候我常跟老人们去赶庙会。上学后，老师也会给我们讲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许昌、汉献帝禅位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对历史、古迹特别感兴趣。从1949年起，我先后在襄城县中学、许昌县中学读书，高中毕业时历史老师建议我报考历史专业，将来把许昌的古迹好好研究一遍。

■追忆大学生涯

1955年，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那年全国只招105000名大学生。第二年，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第一次考古工作会议，决定要在西北大学开设考古专业。当时全国考古工作的重心在陕西、河南两省，陕西的半坡遗址、丰镐遗址、长安城遗址及河南的殷墟遗址都在发掘，而开设考古专业的只有北京大学，考古教育与人才培养的问题显得很紧迫。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兼任西北大学校长，他每年春秋两季来西北大学办公，很重视考古专业的建设。到了大学二年级分流的时候，我选报了考古专业，考古班一共有24位同学。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之初，师资力量匮乏，陈直先生是学科负责人，此外还有几位年轻的助教，如刘士莪、李家翰等先生。专业课程主要是聘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的老师来讲授，石兴邦先生讲史前考古，张长寿先生、胡谦盈先生、林寿晋先生和邹衡先生讲夏商周考古，王仲殊先生、陈直先生讲秦汉考古，宿白先生讲隋唐考古，阎文儒先生讲石窟寺考古，陈梦家先生、唐兰先生讲古文字学。

大学三年级时，陈直先生带领我们去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参加考古实习，由唐城考古队的队长马得志先生负责具体指导。1959年春，我们又去了宝鸡北首岭遗址实习，每人负责一个探方，赵学谦先生是考古队长。当时陕西考古所刚刚成立，需要对陕西境内各大水系进行考古调查，以摸清家底，便于日后保护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北首岭遗址的发掘结束后，我们便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跟随渭水队、泾水队和汉水队进行考古调查，我被分在汉水队，从4月份开始跑了三个月的调查。这一阶段，通过考古发掘和调查实习，培养了我们田野考古的操作能力。

大学期间曾发生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如“整风”“反右”和“大跃进”等，但对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学、实习影响并不大，一是因为学校对考古专业很重视，二是授课老师多是从外单位聘请的，不好耽误，所以基本上没有停课。考古专业注重实践，学生必须亲手参与发掘，专业实习也因此能够如期开展，而历史专业去了人民公社搞运动，物理专业、化学专业都去“大炼钢铁”了。

■开启科研之路

毕业时，为了充实新办院校师资，我和肖安顺被分配到甘肃师专历史系。期间，我们参与了大夏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负责编撰《甘肃石器时代考古资料选编》，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这也使我熟悉了甘肃地区史前考古材料。后来，甘肃师专改成甘肃教育学院，又并入甘肃师范大学。我在高校主要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中国古代史”两门课，由于是考古科班出身，在授课过程中我尽量充实考古内容，学生也很感兴趣。当时主要参考资料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及各师范院校相互交流的讲义，我发现这些资料对最新考古发现引用很少，尤其是史前时期，仅涉及北京猿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内容很单薄。而吕振羽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等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专著，引用的考古资料也较少，诸如柯斯文的《原始文化史纲》、尼科尔斯基的《原始社会史》都是基于国外资料的研究。所以，编写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想法，在我心中慢慢萌发、孕育。

……

1971年，周恩来总理作出“文革”中要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指示，此后全国文物考古事业逐渐恢复，文博单位的下放干部也陆续调回，《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率先复刊。陕西作为文物大省，文博事业虽被破坏得最严重，恢复得也最快，从1972年开始，陕西省每年召开一次文物工作会议，其他省份都派人来观摩、学习。

“文革”期间，陕西考古所被迫解散，考古业务人员有的下放到“五七干校”或工厂，有的分流到省文管会或博物馆。文管会接管全省的考古与文保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省文管会。恰好当时半坡博物馆缺乏考古业务人员，我经同学推荐，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按照专业要求调动工作，并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

1973年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局要求重用知识分子，同时考古领队资质必须报国家文物局审批。我开始担任半坡博物馆考古队队长，1973~1979年姜寨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由我主持，揭露出一处较为完整的史前聚落，这期间还发现并发掘了史家遗址。

……

我作为考古队长，既要平衡考古队内部关系，还要向上级部门争取经费，向学界争取支持与指导，就连工地上开灶，缺油少肉，也得去找当地县委寻求帮助。一年四季不管天气再热再冷，我都是第一个下工地。在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严文明、张忠培二位先生，只要是来西安，都会到我工地上去看看，发掘中遇到的问题，他们都会一一指导，对我的鼓励也最多。与我是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曾骐先生，一有空就来工地，在很多具体而繁琐的事务上都曾给我帮助，每当我遇到实际困难也愿意找他商量。

■创办《史前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我忙于整理姜寨遗址的发掘资料，同时接待了大量国内外同行，外省同行多是来陕西“取经”的。张光直先生前两次来访，由于宝鸡、陕北等地不对外籍人士开放，均未能抵达周原考察。1983年严文明先生写信告知我，张光直先生还是想去周原，我同当地沟通后，陪着张先生如愿参观了周原。在与张光直先生的多次接触交流中，我得知国际上有数百种史前研究刊物，就考虑能否在国内率先创办一份史前研究刊物。我先把国内各地史前考古项目、研究情况做了调查分析，确定稿源丰富，才坚定了初衷。当时石兴邦先生因为“文革”的缘故，在陕西工作得颇不愉快，要求调回北京，后来北京方面又派石兴邦先生、马得志先生指导兵马俑发掘。我最先向石兴邦先生透露了打算筹办史前考古刊物的想法，石先生很支持。通过石兴邦先生的引荐，我去北京寻求尹达先生的意见，尹先生的意图是打算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史前学会，由我在陕西把刊物先办起来，时机成熟时再把刊物收到北京作为史前学会会刊。我前后找了尹达先生多次，从怎样筹备、报批到如何组稿、审稿，都得到了尹先生的指导。同时，我又在北京拜访了多位师友，他们均表示鼓励。回西安后，我先后找了半坡博物馆、省文物局和宣传部等单位商洽办刊事宜，获得多方支持。1982年8月，陕西省委宣传部正式批准了由半坡博物馆创办《史前研究》杂志，尹达先生看到批文后很高兴，尽管身体状况很不好，仍然主动要为《史前研究》撰写发刊词。编委会随即成立，由我担任主编，为了争取稿源，我向全国史前考古领域的专家学者写了五十余封约稿信，并联系印厂、邮局。因为楼宇栋先生的岳父是鼎鼎大名的张伯驹先生，我又托他去请舒同先生为刊物题写刊名。1983年3月，《史前研究》创刊号出版发行，5月初“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年会”在郑州召开，我向与会专家征询对《史前研究》的建议，贾兰坡、夏鼐、苏秉琦、安志敏和佟柱臣等先生一致认为刊物办得好。从第二年起，《史前研究》由半年刊改为季刊，全国各地高质量的稿件源源而来，在国际上也打响了名气，国际发行量比《考古与文物》还多，张光直先生还帮忙在国外宣传、约稿。张光直先生邀请我去哈佛大学讲学时，曾对我说，《史前研究》给国际考古界提供了很多新资料、新成果。

党的十二大提出要逐步实现各级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要求，1983年我作为“四化”专业干部被任命为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我上任文物局副局长后，建议将陕西考古所从省社会科学院划归省文物局管辖，并将全省的考古力量集中到陕西考古所一家单位，文管会、半坡博物馆及部分地区的考古人员都被合并进来，《史前研究》编辑部也就带到了考古所。当时我并不安心于文物局的领导岗位，白天忙于行政工作，晚上还要编报告、写文章，心里总还想着回到考古与科研一线。石兴邦先生了解我的想法，1985年石先生去省委宣传部活动，将我调到陕西考古所。《史前研究》办到1987年的时候出了问题，由于全国社会科学类刊物太滥，出版局要求削减一部分，陕西省有三家考古杂志，包括《考古与文物》《史前研究》和《文博》，任务下达到省文物局就是要把这三家杂志压缩成两家。当时文物局副局长，恰好就是原来的《文博》主编，出于种种原因，《史前研究》被迫停刊，并被取消了刊号，只能以书代刊。但文物局只供应《考古与文物》的办刊经费，不支持一个单位办两种刊物，《史前研究》只能转回半坡博物馆。如此好的学术刊物没能坚持办下去，实在很可惜，我自觉有愧事业，有失学界的期望。

我刚接任考古所所长的时候，所里经费很困难，下面一些工作站、考古队经费自收自支，不给所里上交，以前每月发工资的时候，石兴邦先生还得下去找各个站长、队长要钱，后来文物局推行改革，才由考古所统一收支。这段时期我主持了安康水电站库区和西临、西宝高速公路沿线遗址的抢救发掘，同时周原、雍城、兵马俑和耀州窑等大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也得以恢复。

■探索环境考古

我在主持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很重视遗址环境方面的考察。我听说周昆叔先生在北京上宅遗址搞环境考古，就希望能把环境考古引入陕西。1990年，我与周昆叔先生开始筹办“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当时正是考古所经费改革阶段，陕西考古所根本拿不出资金。我只能四处活动，宣传环境考古的重要意义，并找主管文物的副省长、宣传部长和文物局长筹措会议经费。通过我和周昆叔先生的共同努力，“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终于在临潼成功召开，会后由周昆叔先生与我共同主编的《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出版，中国的环境考古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012年，“中国第五届环境考古学大会”在兰州召开，大会给我和周昆叔先生颁发了“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

■开展中德合作

20世纪80年代末，德国美茵兹国家博物馆来华寻找合作伙伴，当时美茵兹国家博物馆在秘鲁、埃及、高加索等地都设立了文物修复中心。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冯西嘉先生，曾任陕西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陕西考古所和陕西科技情报研究所两家单位相邻，所以通过文化参赞的来回沟通，我们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1990年德国的文保设备运抵西安，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成立。一年后，他们又提出想要合作开展唐陵调查研究，国家文物局也批准了，中方领队是我，德方领队是美茵兹国家博物馆馆长魏德曼博士，考赫博士负责具体实施。1993~1995年，每年调查、勘探、测绘两个季度，采用传统考古田野考古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桥陵、景陵、泰陵、光陵及其陪葬墓进行调查，1996年完稿的桥陵调查报告已经在德国出版了。我在1995年退休后，继续对唐代陵墓进行调查，不光在陕西境内，还去了河南、河北和山东调查，跑了好几年，系统调查了唐代帝陵，还写了几篇简报。2009年我把景陵、泰陵和光陵调查报告的定稿交付德国方面，但魏德曼博士退休了，考赫博士去了瑞士，报告直到今天仍在待版。

……

最近，王巍总主编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及钱伟长总主编、王巍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均将我收录在内，令人惭愧，但可视为对我继续努力、勤恳治学的鞭策。

（巩启明口述，肖宇整理。原刊于《大众考古》2015年05月刊）

图一 1956 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 55 级同学在霍去病墓前合影（第二排右三为巩启明）
图二 1964 年巩启明（右一）在甘肃高台县乐善大队参加“社教运动”
图三 巩启明著《中国原始社会》
图四 ① 1973 年姜寨考古队部分人员合影 ② 姜寨聚落复原图（张孝光绘） ③ 巩启明整理姜寨遗址发掘资料 ④ 姜寨遗址西部发掘现场
图五 姜寨聚落平面布局
图六 尹达先生为《史前研究》所作发刊词
图七 《史前研究》创刊号
图八 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合影
图九 2012 年“中国第五届环境考古学大会” 巩启明、周昆叔获“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
图一〇 《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
图一一 香港扒头鼓遗址考古发掘
图一二 香港大屿岛近景
图一三 中德唐十八陵调查
图一四 唐桥陵勘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