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顿提出的经济学五大普遍性缺陷--摘自龙白滔的《锚定中国》一书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在其2024年的文章《重新思考经济学》中，尖锐地揭示了当前经济学存在的五大普遍性缺陷，这些缺陷不仅与我的疑惑相呼应，也成为本书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

迪顿深刻反思了经济学现状，指出尽管经济学取得了诸多成就，但经济学家群体却未能预见到金融危机，甚至可能因过度信赖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而加剧了危机。

迪顿，这位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经济学实践经验的学者认为，对过去50年间崛起的经济学家群体是资本主义现行系统的既得利益者的指责，是颇为中肯的。他的批评不仅针对主流经济学家，也涵盖了非主流经济学家。

来看看迪顿提出的经济学五大普遍性缺陷：

1．权力：经济学家过于强调自由市场、竞争和外生技术变革的优势，这可能使人们忽视了权力在价格与工资设定、技术变革方向以及政治规则中的关键作用。缺乏对权力的深入分析，便难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不平等现象。经济租金，即通过对稀缺资产的所有权或对经济生产所需活动的控制所获得的收入，正是权力作用的一个体现。

2．哲学与伦理缺失：迪顿指出，当代经济学家与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相比，已停止了对伦理和人类福祉的深入思考。他们成为专注于效率的技术官僚，鲜少接受关于经济学的目的、福祉含义或哲学家对平等的看法的培训。当被问及这些问题时，他们往往依赖基于收入的功利主义，将福祉等同于金钱或消费，忽视了人们真正珍视的事物。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是“经世济民”之学，原本就蕴含着厚生、惠民的人文主义思想。因此， “以人民为中心”应被视为中国经济学的首要伦理。中国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应是多元、多维、动态、基于实践和实证的。

3．效率至上的误区：许多人赞同莱昂内尔·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即在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分配稀缺资源。但这一定义往往被曲解为经济学家应专注于效率，而将公平留给其他人（如政治家或管理者）负责。然而，通常没有其他人来负责公平。因此，当效率伴随着向上的财富再分配时，经济学家的建议几乎成了掠夺的许可证。凯恩斯曾指出，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调和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但经济学家擅长的是经济效率，自由主义倾向则不断推动个人自由，而社会公正往往被忽视。

4．实证方法：计量经济学通过引入可信度计算来确定因果机制，但这一过程往往充满争议且不可靠。当前流行的随机对照试验、双重差分模型或断点回归方法等将注意力集中在局部效应上，而忽视了可能很重要但作用缓慢、存在长期多变的滞后效应的机制。历史学家通常比经济学家更能识别出合理、有趣且值得思考的重要机制，即使它们不符合当代应用经济学的推论标准。

许多宏观观察和观点的错误归因往往源于选择了错误的比较对象。例如，将当今的中国比作90年代“失去的30年”之前的日本，从而断言中国面临“通缩”并已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或者基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验的TFP趋势线来低估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潜力；以及本书批判的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错误观点背后的逻辑错误。另一种典型的实证缺陷是使用异常值来得出普遍性结论。

在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中，媒体和一些学术界人物过于关注负面异常值的现象似乎很常见。例如，讨论高铁时必定提及（中国利用率最低的）兰新线，尽管它仅占高铁网络整体投资成本的不到2%。从个别奇闻逸事中轻易得出的结论很容易误导读者。中国高铁网络如此庞大，很容易找到次优规划的例子。因此，不应只关注离群值或平均值，而应更关注离群值是否具有指示性，以及从好到坏的具体分布。

更糟糕的实证缺陷是完全缺乏数据和事实的支持，这在佩蒂斯的评论中颇为常见。

5．谦逊：这是中国一些经济学家身上尤为罕见的品质。一些著名首席经济学家轻视大众智商，甚至发出不恰当的言论——要么鼓励年轻人洗洗睡，要么教年轻人到日本做赘婿吃绝户。他们的放纵言论导致监管机构要求券商约束其公开言论。在中国，经济学家这一职业越来越倾向于被贬低，公众对其的敬意也迅速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