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聊聊冯道#历史人物#

首先乱世中做“墙头草”没用，依然活不成，价值不可替代才是活命的关键。

所以#太平年# 里，终于把冯道这个复杂的人物给表现出来，似乎也是他首次被抬上影视作品里？但千万别对他刻板印象。

说起冯道，千年来的骂名就没断过。北宋大儒提起他便嗤之以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更是直言不讳，斥他历四朝八姓，对君主朝为仇敌、暮作君臣，易面变辞毫无愧怍，认定其大节已亏，纵有小善也不值一提。可如今沉下心对照正史去复盘五代那段岁月，才能懂这个被钉在“无气节”耻辱柱上的“长乐老”，从不是世人误解的墙头草。

五代从不是什么乱世出豪杰的舞台，而是彻头彻尾秩序崩塌的炼狱，纲常尽毁、礼崩乐坏，皇权沦为军头刀下的私产，人命贱如草芥，朝堂之上更是步步杀机，别说忠君死节，就连趋炎附势的墙头草，都多半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冯道能出身寒门，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十位帝王，官至宰相、太师，封瀛王，最终寿终正寝，靠的从不是精准站队、投机钻营，而是自身无可替代的政务价值，他是五代乱世独一份的“官僚体系职业经理人”，内核与现代职业经理人“对组织负责而非对老板个人负责”不谋而合，更因封建乱世的特殊语境，多了一份“以己护政、以政安民”的沉重担当，他的周全是权谋，更是对彻底崩坏秩序的拼死兜底。

五代的乱，是刻在正史里的惨烈，是自上而下的全盘崩塌。盛唐的典章制度、伦理纲常，在藩镇割据的战火里碎得彻底，《旧五代史》里安重荣那句“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打实的生存法则。后唐庄宗李存勖一朝功成便耽于享乐，转瞬就死于兵变；明宗李嗣源兵变上位，在位七年还算清明，身后诸子争位，朝堂血流成河；后晋石敬瑭为夺帝位，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甘做“儿皇帝”，最终身死国灭，后晋被契丹大军踏平，晋室臣子要么殉国，要么被俘，下场凄惨；后汉立国仅四年，隐帝刘承祐猜忌权臣，一日之内诛杀杨邠、史弘肇等重臣，郭威被逼起兵，后汉旋即覆灭；就连后周开国君主郭威，也是靠兵变登基，乱世的皇权更迭，从来都是刀光剑影、斩草除根。身处这样的朝堂，官员的命运更是朝不保夕，要么因站队失误成为皇权更迭的陪葬，要么因功高震主被帝王猜忌诛杀，后唐开国功臣郭崇韬，辅佐李存勖灭梁建唐，执掌兵权、功勋卓著，只因遭宦官构陷，被刘皇后下教令诛杀，满门抄斩，这事在《旧五代史》里记载得明明白白，足以见得，在五代这个秩序全无的乱世，做墙头草没有活路，精准站队也未必能保命，唯有自身具备旁人无法替代的价值，才能在权力绞杀的缝隙里，找到立足之地。

冯道的清醒，在于他从一开始就看透了乱世的本质，他放弃了封建臣子“忠君死节”的执念，却把“履职尽责”做到了极致，他的不可替代性，藏在每一件正史记载的政务实绩里，是每一位新君都无法舍弃的政务根基。他出身寒门，无世家大族撑腰，能从底层小吏一步步走到权力核心，靠的全是实打实的能力。五代政权更迭频繁，每一位新君登基，面对的都是百废待兴的烂摊子，要么是战火过后的民生凋敝，要么是制度缺失的政务混乱，而冯道恰恰是那个能快速收拾残局的人。

冯道精通吏治，深谙民生疾苦，在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曾直言劝谏“谷贵饿农，谷贱伤农”，还引聂夷中《伤田家》诗，讲百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的艰难，彼时历经多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赋税苛重，冯道的建议切中要害，既安抚了民心，也为后唐积攒了国力，这份能落地的民生治理能力，是嗜杀的军头帝王们最需要，却又自身不具备的。他更擅长维系官僚体系的运转，五代乱世，官员要么是武将出身不懂政务，要么是趋炎附势之辈不堪大用，冯道能以文臣身份，平衡朝堂各方势力，搭建起高效的行政框架，无论帝王如何更换，官僚体系的核心运转逻辑不变，官员各司其职，政务不至于彻底瘫痪，新君登基后，无需从零开始整顿吏治，只需倚重冯道，便能快速掌控朝政，这份维系秩序的能力，在乱世里堪比五代时期官场里的定海神针。

应被正史铭记的，是冯道对文脉的守护，这份功绩早已超越了政权更迭，成为他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五代战火纷飞，典籍散佚，儒家文化濒临断绝，冯道牵头联合国子监官员，启动雕版印刷《九经》的浩大工程，这项工程始于后唐长兴三年，历经后晋、后汉、后周，到后周广顺三年才最终完成，耗时整整二十二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官刻儒家经典，史称“五代监本九经”。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割据王权忙着争权夺利、扩充地盘，没人在意文脉存续，唯有冯道，顶着乱世的压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让儒家经典得以大规模刊印流传，不仅保住了中华文明的火种，更推动了文化的普及。这份功绩，无关帝王、无关政权，只关乎天下文脉。

冯道的权谋，从来都是为不可替代性服务，而非单纯的自保。他终身只掌文政，绝不触碰兵权，这是他看透五代权臣皆因掌兵被杀的教训，主动与皇权最忌惮的领域划清界限，让每一位新君都放下戒心；帝王争储夺位，他始终置身事外，不偏不倚，不做任何派系的附庸，只做帝王聘任的“政务官”，最大限度降低自身的政治风险；他自号“长乐老”，写下《长乐老自叙》，详述自己历仕四朝十帝的履历，看似是炫耀荣宠，实则是向每一位新君坦诚初心，无篡权夺位之野心，只求安稳履职，为朝堂分忧、为百姓谋福。这份通透与分寸，是他能在乱世里长久立足的辅助，却从不是根本，若没有无可替代的政务能力与文脉功绩做支撑，再圆滑的权谋，也终究是镜花水月，难逃身死名灭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