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32岁程序员的猝死，或许只是一场意外，极度疲劳或其他病因，但真正可怕的是他身处那个系统，在他死亡后所表现出来的卡夫卡式的冷漠。人们低头劳作、干活、加班996，人群里有个人死了，就被推出去，其他人继续低头奋斗。

比那家公司卷加班更恐怖的，是那家公司面对他死亡所表现出的漠然，维稳的、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的制度本能。把遗物赶紧收拾掉，痕迹抹掉，最好家属也不要再来找麻烦。

加班文化或许有可讨论之处。有些人会为职场中的卷辩护，比如有人为了多挣一点加班费，外卖员在极端天气下想多送几单，或是升职和竞争力作为一种“福报”的论调——资本主义经济下人就是想奴役自己，你能拦着ta吗？

但系统和环境面对这些悲剧如何反应，可能更能决定我们每个人的处境。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在广州的奋斗、他的业务能力、他的爱好和生活细节，这都是媒体报道给予死者的尊重。

我们也都知道，他的奋斗本能不是一种性格，而是社会文化上的“没有退路”。

但我们仍然不清楚的是，系统的哪一个环节，该去反思和审视这样的悲剧。确定的是，他所处的那个“小系统”，那个公司的老板和HR，可以表现出更多一些的人道和同理心，哪怕只是让机器停下来一刻，哀悼这个生命的离开，然后去注视自身的处境，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最后想说的是，每逢这类社会新闻上的悲剧，我都注意到，真正在为那个死亡的、不会再发声的当事人奔走的，往往是ta的家人，妻子、丈夫、父母——如果这个人不是交游广泛，有很多朋友的话。这很正常，不是吗？家是最小的共同体单位。但这又是不正常的，这跟一种粗糙的新自由主义下个人主义理念所提倡的远离传统家庭和家庭关系，活出真正自由的个体生命，又似乎有些微妙的矛盾。

被召唤「走出家门」的现代人，被社会拥抱和接住了吗？这是还在困扰我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