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30）电脑课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已经写到第 30 集。回头一数，竟然有八万字之多，连我自己都有些意外——原来我还保留着写这么多中文的能力。最近看这个的网友少了一些，但每一份支持和鼓励我都记在心里，真心感谢大家一路陪伴。）
1992 年下半年，我们搬进新住处已经有一阵子了。邻里、街道、作息，都渐渐熟悉起来，生活终于有了安稳的轮廓，不再像最初那样漂浮不定。

那个夏天，我第一次带着女友回中国探亲。对我来说，是回家；对她来说，却是一次全然陌生的远行。行程的唯一目的地是上海——我要带她去见家人，尤其是年迈的奶奶。她在弄堂里住了一辈子，见过太多离散与归来，我总觉得，无论我走得多远，都该让她看看，我现在的生活里站着怎样一个人。

那时的上海，还带着明显的过渡痕迹。高楼并不多，城市的骨架尚未完全长成，许多街区仍保留着旧日的模样。最让我感慨的，是南浦大桥终于通车了。对后来的人来说也许只是寻常一座桥，可在当年，却像是时代往前迈出的一大步，连报纸都用了极重的笔墨来写。

至于回国的细节，我不打算一一展开。该见的人见了，该走的地方也走了。弄堂、江南小镇、河埠头、老街市，一路看过去，像是在与过去的自己匆匆对照。（图一，图二）

两周时间转瞬即逝。来时仓促，去时同样匆忙。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趟旅程并不是为了留下些什么，而只是确认——有些牵挂还在，有些根仍然扎在那里。

回到美国没多久，新学期便悄然开始了。我仍然选择了电脑专业，课程表里，编程课自然是绕不过去的一项。

这一次，我选的是 C++。对计算机来说，它算是一门真正的基础课。也许有网友问我，为什么不先学 C。其实我学过，只不过是在暑期班里完成的，所以开学后才能直接接上 C++。

事实证明，这是我进入社区大学以来遇到的最难一门课。作业密集，要求苛刻，更重要的是，它对逻辑思维的要求近乎残酷。写代码本身并不算最难，真正折磨人的，是程序写完、运行出问题的那一刻。屏幕上没有任何提示，只是冷冰冰地拒绝配合，而你必须在成百上千行代码里，一点点把那个躲起来的 bug 揪出来——往往花的时间，比最初编程还要多。

好在新住处离学校很近。很多夜晚，我都会在电脑房里坐到很晚很晚，等到最后一批学生离开，走廊里的灯一盏盏熄灭，只剩下键盘敲击声陪着我。

这种生活也有意外的收获。社区大学附近的餐馆，我几乎吃了个遍。当然，去得最多的，还是麦当劳。

说起麦当劳，本身就是一段有趣的记忆。刚到美国时，我并不知道这里的快餐如此廉价，反而固执地找中餐馆。这个也可能是Tommy店的价格的误导。他的店在市中心商业区，东西都贵一些。他那里的汉堡要差不多三美元一个，加上薯条和饮料都超过五美元了。

社区大学旁那家麦当劳，是我踏进的第一家美国快餐店。那是 1991 年，我刚入社区大学，是女友硬拉着我进去的。（图三，这家店现在还在）

点餐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汉堡便宜得离谱，一个还不到一美元。可等真正拿到手，心里又是一沉——太小了。那时的我，一口气吃四五个都不在话下。

后来再去麦当劳，我必点的只有一个：Big Mac。不然，根本不够。薯条我反而不太感兴趣，通常直接跳过；饮料更简单，一杯水就行。

教 C++ 的教授是个以色列人，至少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他上课时异常严肃，几乎没有表情，像一台精准运转的机器。语调平稳，节奏固定，从不拖泥带水。

可一提到赌博，他整个人仿佛换了个灵魂。肩膀松下来，脸上浮现出难得的柔和神色。他会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各种赌术，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按他的方法去赌场，赢点小钱并不难。

我听完只是笑笑。对我来说，赌博从来提不起兴趣。

学期刚开始，他便不动声色地抛出了一个“加分题”。做，或者不做，全凭自愿；做不完，也不会因此被扣分。但只要在学期结束前完成，他认定最优秀的三名学生，期末考试可以直接加二十分，另外还能得到他私人的奖励。

题目本身听起来并不复杂。

他指了指教室里的一台电脑，说，只要你们能写出一个程序，破解这台电脑的密码，把它成功打开，就算完成。

话音落下，教室里立刻出现了一阵细微的骚动。有人低声议论，有人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推演可能的算法。那台电脑安静地摆在那里，屏幕漆黑，像是在冷眼旁观。

下课后，我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奖励是什么，谁也说不准，但大多数人心里都有数——多半是几本电脑书。对社区大学的学生来说，书本不仅是工具，更是负担；任何能省下一点钱的机会，都足够让人心动。

我至今都无法理解，那些程序员是怎样日复一日地盯着代码而不崩溃的。至少对我来说，那门课结束时，我像是被彻底抽空了精力，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以后最好再也不要碰代码。

好在，所有的疲惫并非毫无回报。那道加分题我完成了，而且完成得还不错，最终成了被选中的三名学生之一。

几天后，他把我们约进了他的办公室。门一关上，外面的喧闹立刻被隔绝开来，只剩下他略带口音、却异常清晰的声音。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准备给出的“奖励”，并不在书店里。

他说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专门做电脑病毒的预防。他希望找几个人帮忙一起做事。但公司刚起步，没有任何收入，所以暂时发不出工资。作为交换条件，只要公司运转顺利，我们每个人都能拿到 5% 的股权。

那一刻，我并不能判断他是在巧妙地拉免费劳工，还是命运真的递来了一次机会。但“预防电脑病毒”这几个字，本身就足够诱人。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块全然陌生、却闪着微光的领域。

没有工资，确实现实而冷酷；但我想到的，却是另一件事——如果能学到一门特殊的技术，也许会为我日后在电脑领域的发展埋下一颗种子。

最终，三个人里，只有我和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学生答应了。我叫他 W。剩下那位已经拿到了电脑公司的工作邀请，礼貌地拒绝了。

以色列教授随后又提出了一个条件：下学期，我们必须再选修他的一门课——Ethical Hacking，道德黑客。这门课非常冷门，他估计整个学期不会超过二十名学生。他希望我们能先系统地学习，再更好地参与他的项目。

1992 年的故事，就这样悄然收尾。我认识了 W，也没想到，这次看似偶然的选择，竟然悄悄拉开了我人生下一章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