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mini: 在法律的殿堂里，逻辑的一致性是公正的基石。然而，当政治立场凌驾于宪法准则之上时，法律叙事便沦为了机会主义者的“百宝箱”。

2024年，哥伦比亚特区、伊利诺伊州、 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夏威夷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内华达州、新泽西州、纽约州、俄勒冈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德岛州、佛蒙特州和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们在提交Carralero v. Bonta案的“法庭之友”意见书中指出, 在“涉及政治言论的活动, 如政治集会和抗议活动”中, 民众没有第二修正案赋予的携带枪支的权利, 因为这些活动“经常成为暴力的目标”。

这与他们在处理Alex Pretti案时的表态形成了鲜明的讽刺。这种基于党派利益的“变色龙”式逻辑，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背离。

一、 灵活的“敏感场所”：被工具化的公共安全
在Carralero案中，总检察长们为了支持加州的控枪法，创造了一套极其宏大的逻辑：他们声称政治集会、公园和抗议活动是“敏感场所”，在这些地方携带枪支会产生“寒蝉效应”，阻碍他人行使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他们的理由看似冠冕堂皇：枪支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会诱发暴力。 在这里，总检察长们将“公共安全”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甚至不惜通过贬低第二修正案来抬高第一修正案。在他们的笔下，一个合法持枪的公民出现在集会上，就是对民主秩序的潜在破坏。

二、Alex Pretti案：当政治叙事需要“合法持枪者”时
讽刺的一幕发生在明尼苏达州的街头，当Alex Pretti在与联邦执法人员的冲突中被杀时，Keith Ellison及其盟友的调门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身份的置换： 在Carralero案里，持枪参加集会的人被视为“安全隐患”和“寒蝉效应”的源头；而在 Pretti案中，Keith Ellison却在起诉联邦政府时强调Pretti是“合法持有武器”的公民，并以此作为质疑联邦执法正当性的依据。

安全的缺席： 此时Keith Ellison不再提及“枪支存在会诱发暴力”，也不再担心Pretti携带的Sig P320会“成为暴力的目标”。

这种逻辑的分裂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对于这些总检察长来说，枪支本身并不具有属性，它的“属性”取决于持枪者站在政治光谱的哪一头，以及谁在扣动扳机。

三、 投机性的法学：第一修正案不是控枪的遮羞布
总检察长们在Carralero案中试图建立一种“权利层级论”，即：为了保护某些人的集会自由，必须剥夺另一些人的自卫权。这种论调在法理上是极其危险的。

如果按照他们在意见书中的逻辑——即“枪支的存在可能导致暴力，因此应被禁止”——那么这种逻辑可以被无限扩张。如果抗议活动是敏感的，那么街道、商场、甚至公共交通是否也可以因为“可能发生冲突”而成为禁枪区？这正是最高法院在 Bruen 案中严词拒绝的“将整个城市划为敏感场所”的变相回归。

四、 评价：党派立场的遮羞布
这种立场的不一致，本质上是法治对党派政治的屈服。
当需要限制普通公民权利以推行控枪政策时，他们就祭出“公共安全”和“敏感场所”；当需要抨击政敌（如老川政府下的联邦机构）时，他们又捡起“合法持枪权”作为法律武器。

明州总检察长及其同僚的行为，是对法律预见性和一致性的破坏。如果一个人在集会上持枪既是“民主的寒蝉”又是“受害的合法公民”，那么法律将不再是准绳，而变成了政治辩论中随时可以更换的讲稿。

结语
真正的权利保障不应带有党派滤镜。如果总检察长们真心认为政治集会中不应出现枪支，那么他们就不该在 Pretti 案中利用其持枪者的身份来赚取政治筹码；

如果他们承认合法持枪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尊严，那么就不该在Carralero案中将这些公民污名化为“暴力的传染源”。

这种投机性的立场不仅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更是在撕裂美国的宪法根基。法律不需要变色龙，它需要的是对所有公民权利一视同仁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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