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经学的转型与儒家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华夷之辨等观念的兴起，直接促使了价值观、社会风气的转变，这在《新五代史》中就有体现。比如《旧五代史》评价历仕多朝的五代宰相冯道时说“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欧阳修则将儒家忠孝节义、纲常名教等思想融入《新五代史》中，认为冯道明哲保身属于“无廉耻者”的做法，并且将之放在有别于《一行传》的《杂臣传》中以示贬抑。除此之外，欧阳修还设“死节传”“死事传”以表彰为气节而死的忠臣；设“义儿传”记载五代各朝帝王子弟死义者；设“杂传”贬低那些历仕数朝的贰臣们，等等。这反过来对当时价值观与社会风气的转变有一定促进作用，如《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新五代史》时也说：“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于风教者甚大。”近人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也说：“欧阳永叔学韩昌黎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总的来看，宋初薛居正等人受到当时经学墨守因袭的影响，其史学思想也表现得贫乏无奇。北宋中期的“经学变古”则促使欧阳修将新经学思想融入史学的编纂之中，不但极大地宣扬了儒家纲常礼教、人伦道德，更是对政治治理、朋党之争、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价值观念等现实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由此强化了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可以说，欧阳修“以史明经”“以史明道”不但将“易学”“春秋学”等经学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更是将史学与经学、儒学结合起来，由此促进了经学义理之学的发展与进步，强化了史学在意识形态重建方面的辅助功能，推动了义理史学在宋代的兴盛。更为主要的是，欧阳修借助史学对纲常名教、人伦道德的宣扬，促进了经学义理之学的兴盛，促成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也对之后理学家诸如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从学理层面上重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理学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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