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33）药剂学的选择
离开 O 的药房时，透过旧金山厚厚云层的阳光照常落在街道上，我的心中也多了几分亮色——希望、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犹豫。

人似乎总是这样：当身后是悬崖，便只剩一条路可走，反而无所畏惧；可一旦前方分出岔口，心就开始变得迟疑，顾虑也悄然生根。

第二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那三家药剂学学院打电话。那是一个网页还很粗糙的年代，很多资料依然要靠邮寄完成。但在电话那头，我得到了明确而温和的答复——只要修完他们规定的课程，就可以报考学院，至于原来的学位，并非关键。但是他们也告诉我，他们收的学生90%是有学士以上学位的。

而且，太平洋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多加了一道门槛。因为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不足六年，他们要求我提供托福 TOEFL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成绩。

电话挂断时，我心里记下了这个条件，却并未觉得沮丧，反而隐隐觉得，路正在慢慢铺开。

一周后，三封厚薄不一的信先后躺进了信箱。我几乎是第一时间翻到课程要求那一页。对照旧金山市立大学的课程表，我一门一门地划过去，越看心越定——所需课程几乎全都能修到，而且其中一半以上，我已经完成了。

那一刻，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看来对于未来的希望，已经并不是那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了。

可随之而来的，是选择。

第一条路，是继续走电脑专业。这是一条已经踏进去的路，甚至称得上顺利。那位以色列教授，像一根稳固的支点，至少在学业上为我兜着底。若一切顺利，一年之后，大概就能开始领工资了。至于数目多少，并不清楚。它的优点很现实：时间短、成本低、回报快。缺点也同样清晰——我对它谈不上热爱，更明白，若想走远，仅靠社区大学远远不够，还得继续深造。或许可以边工作边读书，但那终究是一条计算得失的路，而不是追随内心的路。

第二条路，是学医。这是一条漫长却稳固的道路。只要熬到终点，几乎可以笃定，在美国不至于为生计发愁。我粗略地算了算年岁——等所有课程、实习完成，自己恐怕已过三十五岁。对我而言，也许并非无法承受。可想到与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友，我心里却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安。把她的人生一同拖进这场漫长的等待里，我总觉得，多少有些不道德。

第三条路，是药剂学。它像一条雾中的小径，轮廓模糊，却充满诱惑。只是除了 O 的介绍，我对这个行业几乎一无所知。未来能否立足，能否撑起一个家庭，没有人能给我答案。它的不确定性，让人心生敬畏。

所幸的是，无论选择学医，还是转向药剂学，在社区大学阶段所需的课程几乎完全重合。我暂时不必做出剧烈的转向，只需继续向前，把该修的课一门一门完成。

路还没有选定，但至少，我已经站在路口。

这门“电脑黑客”的课，比我原先想象的要有趣得多，也危险得多。

短短半个学期，我已经掌握了七种获取他人资料的方式。老师讲得冷静而克制，像是在教一门精密的外科手术。至于制造简单的电脑病毒，也不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代码一行行敲下去，它们就像被赋予了生命。

世界大抵如此。你一旦真正踏入某个领域，就会发现，在每一道明亮的正门旁边，几乎都藏着一扇不怎么起眼的暗门。而黑客的世界，暗门尤其多。

那位以色列教授开始教我们如何“进入圈子”，如何与同行交流。他说得很直接：只要你踏进这个世界，你的电脑系统，就基本不再属于你自己。

我和 W 坐在教室后排，彼此心照不宣。和那些老手相比，我们不过是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教授提醒我们，第一件要学会的事不是进攻，而是隐藏——在同一台电脑上同时运行两个操作系统。一个是真身，稳定而日常；另一个是随时可以抛弃的“马甲”，一旦暴露，就立刻消失。

这对电脑性能要求极高。那时候，我们以 Windows 为主体，而 Linux 则像影子一样潜伏在下面。进入黑客世界，Linux 几乎是唯一通行证。而且，它必须随时准备被格式化、被遗弃，像一张用完即毁的面孔。

对我来说，这一切新奇而刺激。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和看不见的对手进行攻防演练。我试图撬开别人的防线，而对方也在寻找进入我的入口。在一次次无声的较量中，技术悄然提升，反黑客的意识也随之生长。

说实话，有那么一些时刻，做黑客的感觉真的很好。

那是一种奇怪的快感——仿佛坐在屏幕这一端，就能操控另一端的命运。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进入陌生人的电脑，翻看他们的文件，甚至改动其中的内容。这种“主控权”，像一杯烈酒，让人不知不觉就沉醉其中。

可一旦夜深，屏幕的光映在脸上，我又会突然清醒。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像什么技术高手，更像一个躲在荧光屏后的小偷。悄无声息地窥视着别人的生活、秘密和毫无防备的瞬间。所有的代码、权限和技巧，都变成了一种不太真实的遮羞布。

我会在键盘上停下来，问自己：

这是我吗？
这是我真正想成为的人吗？

还好，命运并没有把我逼到只剩一条路。除了电脑，我至少还有第二条选择——医学，或者药学。只是这一次，我没有导师，也没有熟人牵线，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去摸索。

O 的那番话，像一盏小灯，在我心里亮了很久。与其站在门外反复猜测，不如先走进去看看。于是我决定，从义工做起，一边干活，一边认识这个行业真正的模样。

现实很快给了我一盆冷水。旧金山的医院本就不多，义工名额更是紧俏，早早就被一些高中生占满了。我一家一家地问过去，得到的回复几乎一模一样——“现在没有空位。”

几次碰壁之后，我索性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转向养老院和康复机构。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周后，我终于在众多康复院的名单里，看到了那个名字——
Laguna Honda Hospital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图一，图二，图三）

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机构，最早可以追溯到 1867 年。它曾经是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救济院，后来才慢慢演变成医院和康复中心。单是年份，就让人心里生出几分敬畏。

第一次走进那里，我恍惚间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高挑的拱顶、厚重的墙体、昏黄的光线，处处带着老式教堂的影子。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气味——不是消毒水，而是一种时间堆积出来的“陈旧”。

所幸，我做义工的地方并不在病区，而是在旁边一间药房的小仓库里。推开那扇门的瞬间，我几乎是松了一口气，像是暂时逃离了那种压抑而沉重的氛围。

义工的工作很简单。

这个小仓库是新分配给药房的，货架凌乱，箱子堆得到处都是。我的任务是每周来一次，把药品和物资分类、上架、编号。林氏公司仓库管理的经验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对我来说并不算难。每周两个小时，也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整理完手头的活，我便会有意无意地观察外面的药房。

很快，我发现这里的药剂师和 O 的社区药房完全不同。他们几乎整天坐在电脑前，对着屏幕敲键盘，真正接触药品的，反倒是药房助理。药物的调配、分发，都被拆分成流程化的工作。

又是电脑。
这和我学电脑，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心里立刻生出几分抗拒。仿佛刚离开一个屏幕，又要走进另一个。

转折，来得有些意外。

有一天，我听说药房的药剂师准备罢工。他们的诉求很简单——涨工资。提出的最低标准是：每小时 42 美元。

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那是我刚来美国时最低工资的十倍。换算下来，年收入轻轻松松超过八万美元。那是什么概念？当时在旧金山，一个家庭医生的年薪也不过十二万美元左右，而一栋独立屋，价格才二十多万。

我的心，像是被人轻轻按了一下，又重新跳了起来。

紧接着，我又听到了另一个消息。

很多医院的电脑系统正在更新，药房迫切需要既懂药学、又懂电脑的人才。流程、系统、数据，全都离不开技术背景。

那一刻，我几乎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条路——
不正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

从那一刻起，天平悄然发生了偏移。

在原本并列的三条路中，药剂学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备选，而是慢慢下沉，变得更稳、更重，像是在无声地提醒我——也许，这才是命运真正想让我走近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