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手工业和矿禁政策

中国官手工业历史悠久，论其规模，则明初达于高峰。明前期在籍的轮班匠、住坐匠、军匠达30万人，连同官工业的民夫约有180万人。官手工业占用的劳动力，约为全国人口的3%，民间手工业就没有多少活动余地了。但自明中叶以后，官手工业趋于衰落，匠籍制度也逐步瓦解了。

清代有颇大改变。清初，明令废止了匠籍制度，官匠改为雇募。清代仍有相当大规模的官手工业，但主要是内务府和工部制造库经营的供皇室和仪礼用的作坊，军器火药工业，以及铸钱工业。清政府又重建江南丝织局，但基本上是用"领机"制度，即将官机和生产任务交给民间殷实机户包造，承领者仍有民机身份，并保留自营业务。清代在景德镇也建御窑厂，但仅是制坯，搭民窑烧成器。后来制坯也主要交民间户督造了。清代仍保留官营造船厂，但限于造军用船艇；又除军器用外，已无官冶。
清代对民间手工业的发展，除苛派勒索外，大体已没什么禁令。但也不提倡。有例外者，如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鉴于白莲教起义的教训，对陕西南部山区涌进的大量流民，提出发展木材采伐加以安置，使他们"可佣工觅食","以此作为土著，各安本业。"而在嘉庆八年（1803)，当他听说东北"兴京高丽沟地方有二万余人……支搭窝棚六百余座，设有铁匠炉座，打造大船，运贩木材"，就认为在"陪都重地"，如此聚集多人，是"殊干法纪"，密令官员带兵"详悉访缉"，加以"究诘"。

中国的矿业一向是由封建政府所垄断。明代采取官矿政策，禁私采。然而，金、银之盗采者固不可止，铁在洪武时、铜在永乐时即已有民营，并收课，但为量甚少。官矿的最大问题是效率太低，往往得不偿失。成化时，即有人说："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而开放民营，又顾虑矿场聚众犯上。矿禁政策始终在这个矛盾中徘徊。到明后期，大体是金、银、铜仍坚持官矿，铁和铁冶则实际上让给民营了。

清代的矿禁远比明代松弛。清初，革除了明代矿政的一些明显流弊，对已开各矿，听民采取输税，只是"若有碍禁山风水，民间庐墓，及聚众扰民，或岁歉谷踊，辄用封禁。"到康熙间，定开采铜、铅各矿之例，在各省督抚"委官监督"下，允许商民具呈开采新矿。到乾隆时，对广西、云南、贵州的金、锡、铅、铁、水银等矿，对山西、四川、广东的金、铅、锡、铁等矿；对湖南的金、锡、铅、银等矿，都招商开采。其中关系民生最重要的是铜、铁、煤三项。铜因是货币材料，虽招商开采，仍行官收。铁已是全部民营，自由发买。新兴的煤矿业管制最松，只要"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处所"，均可开采；如不占用官地，还不抽矿税。

开放的一面，应当说是主导的趋势。当然，也还有禁的一面。禁的理由仍然是怕聚众滋事。这不但表现在不同的君主，所掌握的宽严尺度不同；就是同一君主，也无一定之规。如以嘉庆为例，嘉庆六年（1801)，直隶商民请开平泉州属四道沟、云梯沟等处铜矿，他就指出，"倘已聚集多人，而铜苗渐竭，彼时何以遣散，岂不虑其滋生事端？"便"著永远封禁，不准开采。"嘉庆四年（1799)，宛平商民申请开采直隶邢台等地银矿，他就说，"生衅滋事，势所必然，""此在边省犹不可行，而况近依畿辅；他府犹不可行，而况地近大名"，遂下令将该商人"押递本籍，交地方官严行管束，毋许出境滋事。"但是，在陕西岐山木工万五等起义之后，他的调子就变了，嘉庆十九年(1814)，广东地方官以省内六浮山、回肚面山等处，有铁厂锅厂3座，"因恐人众，难于稽查"，准备封禁。他就指出，"上年陕西南山匪徒，即因木商停工乏食而起"，要他们吸取这个教训，对"所有此数处厂座，毋庸封禁"，以免"此等无籍游民转致流而为匪"。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朝关于工矿业的政策不得不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如何使其自身地位得到巩固，而不是基于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所以，有时好像比较适应时代潮流，有时却大谬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