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主东丹系为避让太宗说并不可靠。首先，假定太祖真地改变了对倍的看法，准备让德光继位，他不会愚蠢到用封东丹的方式来处理失宠的倍。阿保机一生多次经历诸弟之乱，他对皇室内乱的可能性肯定非常敏感，为了保证他亲手建立的大契丹国不至于在其死后陷入内战，他肯定会尽量做出安排，争取消弭这种可能。他应该想象得到，如果德光继位，曾被立为皇太子的倍很有可能发动叛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东丹交与倍，无异于大大加强了倍发动叛乱甚至颠覆德光政权的可能。
而《义宗倍传》载“太祖讣至，倍即日奔赴山陵”。也就是说，在倍得知太祖的死讯后，他并没有在东丹集结军事力量，带重兵返回契丹腹地，而是匆匆忙忙赶了回去，身边似乎并没有多少军队。这说明倍认为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如果太祖已经决定让德光继位，倍不可能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返回契丹故地。事实上，倍为他的这一草率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德光继位后，倍一直不被允许返回东丹。而德光多次巡幸东平，其目的应当是安抚东丹国内支持倍的势力。
那么，阿保机为什么让倍主持东丹呢？《义宗倍传》记载了阿保机本人的解释，他对倍说：“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以太子主东丹，是为了凭借太子的崇高地位“见朕爱民之心”。从“非可久居”来看，似乎太祖让倍留居东丹只是临时措施。也就是说，阿保机并没有准备将倍长期留在东丹，使其将来不能继位的打算。
相反，以“人皇王”主东丹是对倍的地位的提升。《义宗倍传》提到“（太祖）赐（倍）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我们知道，虽然此前倍在礼仪上已是契丹国的第三号人物，但“皇太子”的称号与阿保机的“天皇帝”和应天的“地皇后”毕竟不在同一层面。而“人皇王”一称显然是为了与“天皇帝”和“地皇后”相匹配。在授予“人皇王”称号并且拥有“天子冠服”后，虽然倍仍只是第三号人物，但在礼仪上似乎已上升至与他们相同的层次。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天地人”的概念，恐怕也来自汉地政治文化。另外，邱靖嘉指出，由于渤海深受汉文化影响，有效的统治需要一位汉文化水平较高的亲信重臣，在这种背景下太子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综上所述，太祖晚年弃倍立次子说并没有可信的证据。相反，在《辽史》中有一条证据，可以说明倍确系阿保机指定的继承人。《皇子表》“寅底石（亦为阿保机之弟）”条载：“太祖遗诏寅底石守太师、政事令，辅东丹王。”又曰：“太祖命辅东丹王，淳钦皇后遣司徒划沙杀于路。”这处记载没有明确寅底石是辅倍主东丹，还是辅佐新皇。从情理上说，像阿保机这样的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在弥留之际，最牵挂的肯定是他所建立的国家的命运，而此时决定这一国家命运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继承人。很难想象阿保机会弃大契丹国不顾，而留下关于东丹的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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