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冬天，35岁的张爱玲与64岁的胡适相约在纽约街头。本想寻求胡适接济的张爱玲，却发现两个人同样落魄。胡适一家挤在简陋狭小的公寓里，张爱玲也只能申请住进“救世军”的难民营。
1949年，胡适乘着“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远赴美国。6年后，张爱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踏上了陌生的国度。

张爱玲和胡适都是骄傲的人，或许是不甘于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选择去了美国。
尤其是胡适，美国所崇尚的自由主义让他心之向往，文人的骄傲又不允许他继续留在北大，于是破釜沉舟地投奔了“自由女神”。
离开祖国时，胡适一贫如洗。那个喜欢穿西装、彬彬有礼的教授，在美国却只能蜗居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与他曾经在国内的生活环境相去甚远。
这一点与张爱玲何其相似。她最先去了香港，但由于种种特殊原因，这位知名女作家在香港始终无法立足，最终却因胡适的一封信决定远渡重洋。
张爱玲幼年时便读过《胡适文存》，她最痴迷的《红楼梦》也是受胡适启发才开始研读的。她很早便见过胡适，那时的胡适是张爱玲母亲的牌友。他身上散发着浓厚的书卷气，那种长期浸润在书海中的气质令张爱玲着迷。
从少女时代起，张爱玲便开始崇拜胡适。他谦谦君子的气度、博古通今的学识，都让张爱玲为之倾倒。然而，这样高大的形象，却在他们真正相见时轰然倒塌。
1952年，身在香港的张爱玲出版了长篇小说《秧歌》。她对这部作品十分满意，事实上，《秧歌》引起的反响也确实不小，就连《纽约时报》的书评专栏都曾连续两次发表评论。
张爱玲知道胡适人在美国。她认为自己历经多年磨砺，终于有了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这才鼓起勇气将书寄给胡适。
1955年，胡适回信给张爱玲，称《秧歌》是“一部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这封信既给了张爱玲极大的鼓励，也让她看到了远方的希望。早在1953年美国颁布难民法令时，她便开始申请入境，直到1955年才得以成行。
张爱玲抵达纽约后最迫不及待的事，便是去拜访胡适。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相见会给自己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
胡适与妻子江冬秀蜗居在一间简陋的公寓中，房子狭小逼仄，令人几乎喘不过气来。这是胡适一生中最黯淡的岁月，他的生活异常艰难。理想中的美国，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残酷的断裂，让他无所适从。
现实的打击实在过于惨烈。曾经在北大备受尊崇的教授，到了美国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难以找到。最终，只能在朋友的帮助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管理员。
胡适是拖家带口来到美国的。江冬秀原本就是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更不会说英语，对她来说，那几乎是外星人的语言。无法交流便无法工作，一家人的生计重担全部压在胡适一人肩上。
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胡适始终兢兢业业。这份工作最大的慰藉，便是能继续沉浸在书海之中。然而他毕竟不是白人，一旦学校有了更合适的人选，即便他是胡适，也随时可能被解雇。
初到美国的张爱玲同样境况不佳。她从胡适的处境中意识到，他根本无力帮助自己。最终，张爱玲只能住进一个专门收容难民的难民营。那里的环境之恶劣令她心灰意冷，却又无可奈何。
不久后，胡适前往难民营探望张爱玲。临别时，一阵寒风掠过，两人站在冷风中相互对望，最终却只剩下沉默。那一刻，他们或许都在为彼此的命运而兔死狐悲。
张爱玲后来回忆那一天时写道：“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来，吹得人睁不开眼睛。”
后来，在一次感恩节前夕，窘迫的胡适邀请张爱玲吃饭，并告诉她：“这里的感恩节，都是要吃火鸡的。”
若不是张爱玲已经与友人吃过一顿，又在归途中呕吐不止，她其实很愿意与胡适共进这顿晚餐。她并不知道的是，如果当时答应了胡适的邀请，或许会让胡适真的破产。
就在不久前，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前去拜访恩师。令人心酸的是，胡适窘迫得只能端出一盆鸡蛋招待他，而这些鸡蛋，竟是全家人重要的口粮。离开胡适家时，唐德刚忍不住泪流满面。
胡适在北大学子心中地位崇高，而在美国却落魄至此，这让所有人都难以想象。
在见到胡适之前，张爱玲仿佛预见到自己的才华能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光芒；可当她看到胡适的窘迫时，似乎也看见了自己未来的人生结局。
悲观如她，又如何释然？生活早已没有诗与远方，只剩下苟且。
最终，张爱玲还是向生活低了头。哪怕在跳蚤市场捡到几件破旧物品，都会让她欣喜不已。她早已不再是那个把稿费全部拿去买口红的少女了。
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前来胡府吊唁的人无不震惊——以胡适的名望，生活竟如此拮据，家中陈设朴素到令人难以置信。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终以清白之身走完人生旅程。为此，张爱玲忍痛写下文章悼念他——那个属于她少女时代的梦想。
他们都曾风光无限，受万人敬仰；而生活的苦痛，最终也精准地刻在了他们的生命之中。疼痛，终究是活着的证明。胡适的西装，张爱玲的旗袍，最终成了他们留给世界的最后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