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聊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爷爷。

曹家这户人家，说起来挺有意思，祖上是内务府的包衣。什么叫包衣？说白了就是皇家的家奴。但这家奴可不一般，到曹雪芹爷爷曹寅这辈，已经混到江宁织造这个位置了——专门负责给皇家解决穿衣穿袜问题的，相当于今天的皇家纺织工业总局局长，而且还是在南京这么个江南最富庶的地方当差。清代设了三个织造局，分别在江宁、苏州、杭州，为什么是这儿？原因非常非常简单：这三个地方，丝织棉纺的水平全国最高，做出来的东西，宫里头的爷们儿娘们儿穿着舒服。

可舒服是有代价的，尤其是没事儿就爱往南边溜达的康熙皇帝。你想想，皇帝出门，那排场能小吗？从北京折腾到南京，再绕到苏州杭州玩一圈儿，一路上的吃穿用度、接待打点，哪样不得银子铺路？不巧的是，康熙南巡，有四次都住在曹家，曹寅作为江宁织造，那账单看得人心里直发毛——巨款就这么哗啦啦流出去了。

钱花了，账亏了，这事儿就瞒不住了。言官们（相当于今天的纪检委员）可不是吃素的，一看国库账面上亏了窟窿，马上就把矛头对准了曹寅。这时候康熙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温情一面，他对大臣们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曹寅、李煦（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缘由。”

这缘由是啥？康熙自己心里跟明镜儿似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后来研究这个事，点破了那层窗户纸：曹寅后来被派去当两淮巡盐御史，这差事油水很大，每年光盐税就能收200万两银子。但皇帝给他的任务不止这些，还得额外准备50万两白银，用来满足皇帝其他的各种用度。这个其他各种用度，说白了，就是康熙个人和宫廷的那些不好走明账的开销。

皇帝南巡，下面的人买单，几千年来似乎都是这么个规矩。但钱从哪儿来？总不能天上掉下来。于是康熙想了个办法，一个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既然你曹寅因为接待我，在江宁织造任上搞出了亏空，那我就派你去当两淮盐政的巡盐御史。这个位置有多肥呢？史料记载，两淮盐务系统本身在之前就有亏空，但盐商们能量极大，曹寅去了之后，就和同是受害者的大舅子李煦轮流坐庄，靠这个职位往回捞钱。

这办法，说白了就是让曹寅自己想办法填自己挖的坑。康熙还假装不知道似的，私下里几次三番叮嘱曹寅：两淮那边情况复杂，亏空太多了，你得赶紧想办法补上，不然你这任上就不好过了。

可惜，这事儿最终也没能彻底圆过去。康熙五十年，两淮盐运的亏空被查了出来，一共是136万两。最后怎么解决的呢？商人赔了67万两，剩下70万两，曹寅和李煦两个人分摊。曹寅的后半生，几乎都耗在怎么补这个大窟窿上，一直到他1712年病逝在任上。而他留下的巨额亏空，以及因此积累下来的政治风险，最终在雍正朝引爆，直接导致了曹家的彻底败落。

所以你看，一部《红楼梦》，背后其实是一笔算不清的皇家帐。曹雪芹笔下那种“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破落景象，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沉痛感慨，根子或许就在他爷爷曹寅这儿——在一个皇帝南巡的盛大排场里，在一个用银之处甚多的含糊其辞里，在一次次“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的催促里。

最后补一句：康熙对曹寅确实还算有情有义。曹母孙氏（曹寅的母亲）上朝参拜康熙时，康熙曾高兴地说“此吾家老人也”，还亲自题了“萱瑞堂”三字。但这看似温暖的君臣情谊，终究抵不过帝国财政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