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禅师，一代僧杰的东渡传教

明神宗万历廿年（1592年）十一月四日，林隆琦出生于福清万安乡灵得里东林村，年少聪颖的他渐露出成为宗教家的苗头，常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声，虽未出家，却已看破红尘与世无争。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春，他乘舟前往舟山列岛中的普陀山。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庄严肃穆，使二十三岁的林隆琦俗念顿消，开始崇信三宝，决意出家。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二月十九日在黄檗寺师从鉴源落发，法号隐元，了却了多年来盼望出家的宿愿。

后隐元在金粟山从师圆悟体验禅学，辩道解疑，道业大进。两年后，隐元大彻源底，豁然开悟。从此，隐元机锋显露，闻金粟山。崇祯十年（1637年），隐元接受众请住持黄檗。至此，密云圆悟、费隐通容、隐元隆琦三代同声唱道，一时成为禅门盛事。

隐元住持黄檗后，倾心重兴伽蓝，并以千日为期开阅全部藏经，黄檗面貌为之焕然一新，蔚为禅宗一大丛林。七年后，退居福严寺。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年届五十五岁的隐元再登黄檗法席，长达九年。这段时间。他致力于建庵修塔，增置田产，倾力教化，或游行诸方，或问道酬、利众化他，黄檗宗风闻名遐迩，其禅风盛于江南。

《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庚子，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郑成功）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以船载黄檗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众。进倭人敦请隐元，故载与俱往。赐姓（郑成功）书与倭国王，而不及上将军主国政者，倭人兵亦不发。”虽此记载的时间仍待商榷，但隐元乘坐郑成功的船东渡日本确切无疑。

隐元东渡日本后，贡献卓越，开辟了独树一帜的黄檗宗。黄檗寺是隐元归禅的开始，也是中日佛缘的又一座桥梁。在日本宇治市建了“新黄檗”，并专门从福建泉州请雕塑师范道生雕塑佛像，制定寺规，使中国佛教古黄檗的传统、法式得以弘扬。

日本宇治市的黄檗寺与福清黄檗山万福寺虽花开两朵，但本是同枝。隐元的家风，明末的黄檗禅，具有强烈的西方净土色彩，给长期处于锁国状态下，力图摆脱固定化、形式化束缚的日本佛教界带来了活力。

动荡南北朝有鸠摩罗什自西域而来，在凉州弘扬佛法十七年，是中国佛教八宗之祖，除此之外他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汉语言学家、音律学家、星象学家，其所译的经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泱泱盛唐有玄奘义净西去，带来经书数百卷，所行见闻若干书，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大唐西域记》，里面将其漫漫求法路上的见闻都一一记录，意义重大；也有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弘扬佛法，成为了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同时在佛教建筑、雕塑方面也颇多建树，现在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仍保存完好，仿佛记录着那段鉴真传教的岁月。

时光流转，千百年来禅师远渡经书传播的征程从未停止，挥洒期间的是跋山涉水的中华情，也是普度众生的慈悲心。以隐元为首的黄檗禅僧和文化人的东渡，除了传播了黄檗禅，更是传播了明清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饮食等方面，都对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的黄檗僧多能诗善赋，时有“诗南源，文高泉”之说。南源性派擅诗作，高泉性潡长文章，都深得隐元推崇。隐元与他的弟子木庵性韬、即非如一三人的书法作品广为世人珍藏，被誉为黄檗三笔。黄檗派书风给当时书法界很大影响。

同时还传播了中国医学，除了带给日本中华医学理论的同时，也给日本带去了民间验方偏方。比如《福清县志续略》中就记载了用盐急救毒蛇伤螫、溺水、妊妇逆产、妊娠心痛、风火牙痛等多种痛的办法，足可让我们窥其一斑。除此之外还传播了中式饮食文化和建筑风格，新黄檗山万福寺，就是具有典型的中国明代禅寺建筑风格，而其中悬挂的众多匾额和楹联，都是出自隐元及其弟子之手，显示一代禅风。

现在，黄檗宗寺院在日本已发展到五百多座，信徒众多。具有鲜明的汉传佛教文化风格的黄檗禅已深深扎根在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和纽带。

禅师远渡，传播的是佛家智慧，万卷经书，同时更是两地文化的传播者，沟通了东方的大国气象和西方的异域风情，感谢一代又一代的禅师，推动了文化交流，让佛光普照了更宽广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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