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如果要考公，或者迷茫自己做什么工作，可以去看看凉子访谈录聂辉华教授的这期，他说了很多观点我都很赞同。比如他认为体制内当下也并不稳定，即使你去了体制工作，你也要让自己保有市场竞争的职场能力。不过我觉得这很难的，我读研很多同学，还有我知道的一些朋友，进入体制内被异化得特别快，不是以为自己是“官老爷”，就是完全认同内耗的逻辑，还经常说出《大明王朝1566》里罗龙文那句话“老百姓不体谅朝廷的难处”。

回到这个访谈，聂老师说，大学教材，比如经济学，基本都是老外写的，它其实离中国的现实有蛮大的差别。你只要一想这个问题，就觉得讨论权力、制度、政策、等级，对我们理解真实世界运行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几乎能填补我们百分之九十的时代的真空。可是，社会实践有很多空白或者灰色地带。中国本身是一个低文本的社会。什么叫低文本呢？就是你看中国的很多事情，他可以说，也可以做，但是很少写下来，但是他又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大量的惯例。你跟两个单位的领导在一起吃饭，怎么排那个座位，那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这都属于潜知识，它可以量化，但是从来不会有个人直接贴在那里。你要让领导先走，你要让领导先动筷子，领导夹菜的时候，你不能转桌。

凉子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些潜规则，为什么不能写下来呢？
哈哈这里我补充一下，我之前写了大量的这方面职场规则，最近事情太多了，后面有时间再写。

聂老师认为，并非所有规则或意图都适合明确表达，有时留有弹性空间反而更有利于关系的平衡与适应变化。
首先，在人际互动中，许多“潜规则”一旦明说就会丧失其微妙意味，甚至引发矛盾。例如男女对话中，一方在吃饭问题上回答“随便”，就是是希望对方能默契地领会其未明说的偏好，若直接挑明则可能觉得“没意思”。其次，过于明确的日常约定可能转化为冷冰冰的义务，削弱信任与默契。例如夫妻间若每天详细讨论谁接孩子，可能让一方感到不被信任，将合作变成了负担。
进而，这种思路延伸到契约领域，即“不完全契约理论”。以雇佣保姆接送孩子为例：如果合同严格限定工作日接送，虽然权责清晰，但一旦遇到周六加班的意外情况，保姆便可依据合同拒绝或要求加价，导致雇主感到被“敲诈”。反之，若契约只约定“一周五天，时间可微调”，就为双方留下了应对不确定性的弹性空间，保姆偶尔周三有事，可与雇主协商调至周六，形成互利灵活的配合。
因此，无论是日常相处还是正式约定，适度的模糊性并非缺陷，而是一种维系长期关系、适应现实变化的智慧。它通过保留解释与调整的空间，避免了僵化规则可能带来的误会或博弈困境，最终促进更具韧性的合作与默契。

凉子说，那这可能带来权力寻租啊。

我概括一下聂老师的观点，他说在设计制度，设计契约的时候，你需要权衡取舍。经济学最重要的思路就是权衡取舍。以雇佣保姆为例，将工作内容写得极其明确（完全契约）虽能减少纠纷，却会丧失应对意外情况的灵活性；而保留一定的模糊性（不完全契约）虽增加了弹性，却可能带来争议风险。因此，不存在完美的方案，关键在于根据具体情境，在清晰性与灵活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一点，我们律师写合同时，也是如此，虽然要尽量列举明细，但是有时就是要保留一些模糊空间，这样你可以有解释的空间，空间就意味着权力）

其次，不同层级的管理需要不同完备程度的契约与规则。聂老师提出了一个在中国社会具有观察意义的框架：越往上层（如中央机关），工作越流程化、标准化，因此正式制度与完全契约越重要。例如，机关工作需严格考勤，因为过程较易监督，绩效也相对明确。而越往基层（如乡镇执行层），面对的情况越复杂、多变，需要更多的自主性与适应性，因此不完全契约与非正式制度就越重要。若对基层公务员机械规定每项任务的具体时间，反而会束缚其因地制宜的能动性，例如，他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走访孤寡老人与企业的顺序，只要最终有效完成任务即可。用上层流程化的考核方式去要求基层，往往会适得其反。

这里我就想到之前看的《小镇喧嚣》，包括我自己的办案经验也是，农村运行的不止是法律，甚至可以说，人情优先于法律，所以经常看到农村一些匪夷所思的判决。乡镇政权处于国家权力末梢与地方利益代表的双重角色冲突中，呈现 “半正式” 状态，法律而非统一规则。
在中国语境下，人情是非正式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尤其在基层治理中不可或缺。作者强调，人情并非贬义词，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运作机制。在基层与民众打交道时（如村干部处理事务），建立人情关系往往是有效工作的前提。通过“套近乎”、讲面子、给予人情，能将冷硬的行政命令转化为熟人间的协商，使对方更愿意配合。例如，先以亲戚关系拉近距离，再委婉说明法规要求，对方即使不情愿，也可能因“给个面子”而遵从，并觉得你欠了他人情，这反而构建了未来的合作基础。相反，若一开始就强硬下达命令，极易引发抵触，因为这在乡土熟人社会的逻辑中，既伤面子，也不近情理。

凉子说，这不是会带来内耗吗？聂老师说，“为什么要搞这些？就是没有完美的合同，也没有完美的制度。中国是个快速变化的社会，很多事情规则是赶不上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基本的规则，允许一些制度和政策有灵活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事情不太可能两全其美。两全其美往往是自欺欺人，我们更需要在不同的成本收益间权衡取舍。”

以下就是聂老师关于考公的想法，我是很赞同的。首先，我觉得根据历史规律，没啥工作是铁饭碗，其次，工作经验都是可以迁移的，我们应该时刻让自己有市场竞争的能力，你怎么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最后，我大学毕业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我很明确我不想做什么，那就排除掉一切不想做的，在想做的工作里一一去实习，最后选一个不那么讨厌的工作。
聂老师的观点基本跟我一致，他说，“学生问我，我要不要去体制内？我要不要去当公务员？我是去大学，还是去机关，还是去企业，还是去事业单位，对吧？还是出国？我每次都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首先要想清楚，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很重要。当然，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本身也是个不完全契约，是一个摸索的过程。那如果实在决定不了，我就会问他，那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性格吗？因为有些工作有些性格是不合适的，我可以帮你做减法，也许不能帮你做加法。你想进公务员，我就会问你两个，你是不是那种眼睛尖，嘴巴紧，耳朵灵，腿勤快的人？还得加上文笔好。如果不是，那我觉得首先这个可以排除不太适合。天下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你又想稳定，然后又想竞争少，还想报酬高，说出去好听，有面子，你有的时候有了面子就丢了里子。有一个问题就是越是经济下行时期，大家越没有确定性，越没有安全感，所以越想进入体制。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越是经济下行时期或者经济不确定时期，公务员岗位也不是确定的。第二是人口在缩减，如果人口缩减，政府机关就要合并，政府机关合并可能就要下岗分流。第三个风险是，我经常跟体制内的人说，你进入体制内，你永远保持一种警醒，就是你有跳出体制内的能力。我看到了太多的例子，就是很多人进入体制内之后，就真的有点温水煮青蛙，因为在体制内每个人也是一颗螺丝钉，对吧？你只熟悉你某个流程，而且你那个工作可能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尤其是没有市场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一旦脱离体制，你可能连生存能力都没有。就是人一定要保持警醒，保持一个学习的态度，说白了，就是要有第二增长曲线”。

“我经常跟年轻人说，一定要区分两个路径，一个是可逆的，一个不可逆的。如果有可能，尽量选择可逆的路径，不要选择不可逆的路径。所以很多人都是什么呢？先去一个比较稳定的单位，去一个比较高的平台，学到了本领，增长了眼界，积累了人脉，然后再出来自己干，这就是比较稳妥。干得好就好，干得不好，前面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也没有那么多风险了，我觉得这个更稳妥。”对的啊，经验都是可以可迁移的。

最后，他提出，我们应当有个全局性的全球性的视野，“我们遇到了一个不错的时代，就是中国开始向世界传播他的文化、他的产品、他的技术标准，那我们就更应该感到责无旁贷，应该有开放的心态，开阔的眼界和宽广的视野”。

这期还有别的内容，我觉得其他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以上是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