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可以重新赋予“教化”这个词一些现代意义，尤其是与“国家能力”联系起来。国家能力除了推动项目、实施政令之外，也应该包括文化上的”教化”能力，即便不同国家与文明的文化基调可能有所不同，但有一些普世的道德价值或者说基本的人性、人权之标准，应该是共通。比如说在中国，经过国家几十年”教化”的努力，大体上民众认为努力刻苦是良好的品质，落魄的人应该得到社会的救助，铺张浪费不对，不要碰黄赌毒，腐败无能的官员应该被免职乃至坐牢等等。但是看看现在的美国，美国冷战后成为“历史的终结”再到现在的人吃人水平，短短几十年，其国家“教化”能力不说完全丧失吧，但大量衰退了是事实。民众即便持枪也不敢反抗胡作非为的ICE，权贵们吃人、奸幼，美国人也就在网上看个热闹，一点去推动改变的实际行为动力或者能力都没有，毒品泛滥，快乐教育，娱乐至死，整个国家呈现明显堕落之状，这是一种现代国家“教化”失败的典型案例。“教化”虽然目前看很难量化为数据，但于情于理应该是我们评价各个国家政府能力的维度之一。以后看看能否做一些量化的“教化”指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