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36）第一份奖学金
1993年，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终于可以慢下来一点了。不是躺平，而是可以静下心来慢慢感受美国，了解旧金山了。

我不再只是为了学业、为了生计、为了未来的某个模糊目标而不停的奔波，我开始有余裕，去认真打量旧金山这座城市。它安静地铺展在我眼前，像一本终于被允许翻开的书。

我依然没有太多时间，牵着女友的手，把这座城市一条街一条街地走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各自的忙碌之间匆匆见面，又很快分开。但即便如此，我开始留意起城市的脉搏——那些在街头巷尾不断发生的节庆与聚集。

旧金山大概天生就是一座包容的城市。走在街上，你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这里似乎没有“外人”。无论你来自哪里，说什么语言，习惯什么饮食，总能在某个转角，遇见让你感到熟悉的气味、声音和表情。

一年之中，节日接踵而至。

春节时，华埠锣鼓喧天，舞龙舞狮在人群中翻腾。市府还特意安排出一天来举行春节大游行。游行的队伍从联合广场一直到唐人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华人的节日，现在可以说是旧金山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每年，春节大游行可以吸引差不多三百万人来观看和参与。（图一，图二，图三）

春天一到，日本城的樱花节悄然展开，粉白的花瓣像是对时间的温柔提醒。

夏天属于拉丁裔的嘉年华，音乐、舞蹈和阳光一同在街道上流淌。

接着是爱尔兰人的圣帕特里克节，绿色的旗帜铺满城市。

还有意大利传统日，空气里仿佛都多了几分橄榄油与面包的香气。

至于同性恋的骄傲大游行，那是另一种毫不掩饰的存在感——坦率、张扬，却也理直气壮。

我并不属于其中的大多数活动。有些文化，我并不真正理解；有些表达方式，甚至谈不上喜欢。但站在人群之外，看着他们热烈而认真地庆祝，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理解，并不是存在的前提；喜欢，也不是被允许的条件。即使你不认同、不参与，那些文化依然会在那里，继续生长，继续被珍惜。

也许，这正是旧金山教会我的第一课——包容，并不是把所有人变得一样，而是允许彼此不同。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始终回答不了那个问题：我到底算不算“融入了美国社会”？

在我看来，美国本来就不是一块质地单一的布，而是一锅长期翻滚的大杂烩。什么文化都有，彼此摩擦、冲撞，有时也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华人文化从来不是局外人，它本身就是这锅汤里的一种味道。所以与其纠结“融入”，不如做好自己，了解别人，学会尊重与包容。某种意义上，这样反而最“美国”。

社区大学两年，我的英文确实好了不少。来找我补习的学生也渐渐多了起来，面孔越来越杂。不同肤色、不同口音，在同一张课桌前坐下，带着各自的困惑与期待。

不过，亚裔学生还是最多的。这倒并不意外。旧金山的市立大学本来就聚集着大量亚裔。接下来是拉丁裔学生，然后是黑人学生，白人也有，只是比例不高。

有些学生成了“老熟人”，一周又一周地出现。等彼此熟络之后，他们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表达感谢，特别是一些女生。

很多社区大学的学生是有工作的，所以他们往往会用午餐时间来找我补课。我也有时一边吃午餐一边帮他们。他们见的多了，有时会在午餐补习的时候，也带来一些吃的给我。

那些食物，大多是他们家里亲手做的。

送得最多的是菲律宾学生和墨西哥学生。

菲律宾学生常带来的是 Lumpia，金黄酥脆，和我们熟悉的春卷几乎一模一样（图四）；墨西哥学生更爱带 Tamales，热腾腾的，用玉米叶包着，看起来像是没有包严实的粽子。（图五）

起初，我总是推辞。后来，在他们略显失落又真诚的目光里，我开始尝试。再后来，那些味道慢慢变得熟悉，甚至带着一点下课后的期待。

当然，我心里最惦记的，始终还是中餐。那是刻在味觉里的记忆，是任何时候都不会真正离开的东西。

只是到了那时，我已经发现，自己不再被它牢牢拴住了。即便好几天没吃到中国味道，也不会再感到焦虑，仿佛少了点什么。

我想，也许这就是变化发生的样子。不是告别，而是扩展；不是取代，而是并存。

1993年的下半年，我被迫站在一条分岔路口前。

那不是一种浪漫的选择，而是一种现实的催促。大学申请季到了，我必须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时间不等人，连犹豫都显得奢侈。

如果继续走电脑这条路，目标自然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者洛杉矶分校。但那几年，计算机专业炙手可热，竞争激烈得近乎残酷。我心里很清楚，以自己的条件，未必有足够的胜算。另一条相对稳妥的路，是圣荷西州立大学的计算机系。凭那位以色列教授的推荐，进入并不算难。

可我从很早以前，就有一个医学梦。如果沿着这条路走，我希望能和妹妹一起去戴维斯分校。只是，这是一条漫长到几乎看不见终点的路。

相比之下，药剂学在当时的我眼里，像一条恰到好处的折中方案——既能进入医学领域，又不必耗费过于漫长的时间。说得现实一点，它“短、平、快”，却并不轻浮。

我知道，这个决定没有人能替我做。包括我最亲近的女友。

反复权衡之后，我最先放下的，是计算机。

那个学期，我在学 UNIX。代码一行一行地堆在屏幕上，我却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抗拒。不是学不会，而是不想继续。那种缺乏热情的感觉，像一阵迟来的风，吹散了我最后的犹豫。

这里不属于我。我这样对自己说。

感恩节前夕，我终于鼓起勇气，敲开了那位以色列教授办公室的门。

我尽量让语气显得平静，把自己的决定说得简单而克制。他并没有表现出失望，也没有试图挽留，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句：“祝你一切顺利。”

那一刻，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我很清楚，自己在电脑方面或许算得上努力，也不算差，但绝对谈不上天才。像我这样的人，社区大学里还有很多。他不缺学生，也不缺更适合的人选。

我以为，这段缘分就此画上句号。

没想到，学期结束前，我收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让我在某一天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那天我如约而至，心里却有些忐忑。是因为他当初口头提过的那 5% 股份？还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错了什么？

他依旧是不急不缓地坐在办公桌后。见我进来，便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你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打开信。抬头的，是一家知名电脑公司的名字。

信里写道：
经某教授推荐，鉴于你在计算机学习中的出色表现，为奖励你的努力，你将获得 一万五千美元 的奖学金。该奖学金可在你学习的任何阶段、任何学校使用。

我愣住了，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他。我以为，这是他试图挽留我的方式。

他显然看懂了我的疑惑。

“学医不容易，”他说，“需要很多钱。我帮不了你太多，只能替你申请了这个奖学金。这并不只给学电脑的学生，你可以放心使用。算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

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如果你需要推荐信，我也可以写。只是，可能对你将来的发展帮助不大。”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并不是挽留，而是一种体面的成全。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感谢，只是下意识地向他深深鞠了一躬。他却站起身，绕过办公桌，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一个结实而热情的拥抱。

那是我最后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来在校园里偶尔遇见，也只是点头寒暄，像两条已经各自奔流的河。

再后来，W告诉我，教授的公司真的做起来了，开发了一款防毒软件，不久便被一家大公司收购。W也因此转入了那家大公司。据说，教授分了他一部分钱，随后离开，去了别的地方。

他们后来是否还有联系，我已经不得而知。

但很多年后，每当我回想起那封信、那个信封、还有那个拥抱，心里都会浮起同一个念头。有些老师，教给你的，从来不只是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