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新出炉：我经历的癌症手术后的疼痛
#疾病叙事#

导言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耐读。他虽然没有说在哪个医院，我认为是在我以前工作过的美国最好的肿瘤医院之一“斯隆喀塞琳肿瘤中心”。这是一位长期与文字和信息打交道的编辑，在突如其来的肾癌诊断面前，下意识选择了最熟悉、也最安全的方式——记录事实、理解医学、保持冷静。直到手术后的剧痛逼迫他直面一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疾病不仅是医学事件，更是一次彻底的身体与心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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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癌症手术，以及我不愿面对的疼痛

作者｜Ethan Hauser
（《纽约时报》）

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我在办公室替休假的同事值班，手机突然响了。那天早上我刚做完一次 CT 检查，打电话的是放射科医生，她告诉我，我患的是肾细胞癌——肾癌。

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于是做了我受过训练最擅长的事：倾听，记录。
我向她提了几个问题，还莫名其妙地为这些问题道了歉。我不知道这通电话持续了多久——15 分钟？30 分钟？可能比我们俩任何一方都希望的要久。她大概也只能自认倒霉，谁让她打给的是个记者。

挂断电话后，我看着自己记下的笔记，等着它们要么变得有意义，要么像从未发生过一样消散。我甚至幻想它们能像电影字幕一样慢慢淡出。
但它们没有。

于是我又给那位放射科医生回了电话，解释说这个消息实在太过突兀，我想确认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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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擅长吸收、整理、书写坏消息——只要那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几年前，我编辑过新冠疫情的报道，恐惧与苦难几乎没有停歇。如果每一次疫情暴发、每一条关于大规模死亡的报道都让我退缩，那根本无法撑过一个班次。

但那第二通电话，其实是一种近乎迷信的心理。我希望她会说：“那根本不是我的意思，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听成那样。”
或者：“我把你的检查结果和别人的弄混了，抱歉吓到你了。”

可她只是重复了一遍：“你得了肾癌。”
然后补了一句：“你需要尽快联系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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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我 55 岁，体重三十年来几乎没怎么变过，时不时跑步、徒步、健身。唯一的问题是顽固的失眠、稍微偏高的血压，以及一些轻微的胃肠道不适——这也是我去做 CT 的原因。

后来我才知道，肾脏肿瘤常常就是这样被“偶然发现”的。
放射科医生下诊断两天后，我见了第一位泌尿外科医生。他告诉我，我很可能是三期肾癌，需要进行根治性肾切除手术——整颗肾脏都要切掉。但不需要替代，剩下的那颗肾会承担两颗肾的工作。

他说这是一项严重但“常规”的手术。你想想那些捐肾的人，他说。
作为一名编辑，我心里对“常规”这个词略有挑剔，但我什么也没说。比起语言的精准，我更在意的是他双手的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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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个月后，我和妻子凌晨五点从皇后区打 Uber 去上曼哈顿东区的肿癌医院。我们几乎没说话，只是看着紫色的天空，感受那个正在转场的清晨——人们因为真实的理由醒着：清运垃圾、擦洗橱窗、煮咖啡。
车子驶过皇后区大桥，东河在下面平静流淌。我对一切、对所有人，心生嫉妒。

住院的三晚像一团模糊的影子：护士和医生来来去去，点滴的滴答声，生命体征的检测，抽血。
我的腹部有一道大约 20 厘米长的切口，从胸骨一直到骨盆，用隐藏在肌肉里的缝线固定，又被金属订书钉牢牢钉住——那些订书钉一点也不“隐藏”。看上去就像有个孩子拿着订书枪在我躯干上胡乱扫射了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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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前，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情感上的疏离：查阅手术细节，给医生朋友的朋友发邮件。
几乎没有什么能刺破这种冷静——甚至包括那位护士。她在我入院前一周，停下手里的表格，直视着我说：“我只是想提醒你，这是一种恢复期非常疼痛的手术。”

又是一种自我欺骗：
她肯定是把我和别人弄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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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在医院里，芬太尼发挥了作用。医生教我，如果要打喷嚏、咳嗽或笑，就用枕头压住腹部，以减少对伤口的拉扯。
我心想：笑？笑什么？

真正难以忍受的疼痛，是在我回家之后。

没有秘密通道可以逃离。我在疼痛中醒来，又在疼痛中入睡，只有在止痛处方药达到峰值时，才能获得短暂的喘息。
就连“止痛药”这个名字，都像是一种嘲讽和谎言。
出院时，医生和护士会说：“要抢在疼痛前用药。”这听起来很有道理，直到你真正开始经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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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的头几周至今仍像一片迷雾。我想这很正常——疼痛会把人拉回身体内部。
我有时会盯着伤口，小心翼翼地触碰那些订书钉，想着它们是否真的牢靠，如果不牢，会发生什么。

我拼命想相信医生和护士的话——他们说这种程度的焦虑和疼痛都是正常的。但我对身体的信任，或许对一切的信任，都已经破碎了。
我每天给他们发伤口的照片，一方面是为了监测感染，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渴望被确认：我正在好转。

癌症最糟糕的一点在于，手术往往只是其中一环；你常常是在为更多的疼痛而恢复：侵入性操作、放疗、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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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算是幸运的：我接受的是毒性较低的免疫治疗，目前耐受得不错。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也很不幸——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数据，一个 50 岁时没有癌症的男性，在 65 岁前患上肾癌或肾盂癌的概率只有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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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在慢慢减轻，尽管很难察觉。
小事开始变得可行：我给自己做饭，恢复了深夜遛狗。她似乎原谅了我的缺席——虽然我觉得她心里还是记了一笔账。
我也逐渐面对那些未回复的短信和堆积的语音留言。我的妻子曾临时担任“通讯总监”，现在终于可以卸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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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个月后的今天，我仍然惊讶于现代医学的精密，与它对身体造成的暴力之间的巨大落差。
手术前，我沉迷于那些机器，对外科医生提出的大多是技术性、甚至无关紧要的问题。
但我从未问过他们：我会感觉如何。

至少有一个人提醒过我——那位护士——只是我拒绝接受。

为手术做准备，既像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又像一次亵渎：清洗、禁食、病号服、他人的双手反复触碰你的身体。
在那之前，我或许并未自觉地，选择只看“神圣”的一面。
直到手术刀切入皮肤，我所忽略的一切，瞬间涌入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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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用“刺眼”来形容巨大的疼痛。我现在不再认为那只是修辞。
疼痛与我们去医院路上看到、感受到的一切恰恰相反——那天早晨的光，晴朗、明亮、分分秒秒都在增强，如今却完全无法想象。

那时我并不知道，疼痛可以如此铺天盖地：
它不仅沿着身体蔓延，
还会攫住你的意识本身。

在最剧烈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希望黑暗能带来平静。
但映入眼帘的，并不安慰：一些模糊、无形的影像在眼睑内侧飞掠，又消失，最终化成一片灰色的抽象空间，宽阔、翻涌，如同大海。

但那里没有水，也没有地平线。
只有一道冷酷的接缝——
大海拒绝与天空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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