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理上讲所有参与爱泼斯坦案的人都应该被逮捕，一个人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应考虑他过去对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责任自负、罪刑相适应这些原则对维持社会有序运转至关重要。坚持这些法理原则是为了维护法治，但法治程度影响的是个体违法犯罪时所要承担的成本并不会对收益产生多大影响，资源竞争力度、人的欲望程度、人际间的仇恨程度这些才是决定收益的因素，同样的法治程度在不同地区下可以有很大的违法犯罪率差异，因此回归法理中最基本的一点，立法是为了维持社会有序运转，确保有序的其中一面是要提高法治程度、另一面是要降低违法犯罪收益。
违法犯罪收益会随着社会发展水平提高降低，许多名人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人物，社会价值度量学正是以个体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加速效果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若一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对社会发展带来停滞倒退的后果，他的社会价值便不会因此受到多大负面影响，通常这些对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很难因违法犯罪行为抵消掉他们对社会产生的正面价值，尼采嫖娼、海森堡为纳粹工作、特朗普逃税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历史评价主要看的是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所以，我认为名人需要为他们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以防止其名人效应对法律体系产生的冲击，但同时我不会因此去否认他们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