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 X 上看到一个提问，大意是：如果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超过 50%，努力工作、创业、创造就业，还有什么意义？那你认为一个合理、正当的最高税率应该是多少？

这个问题看似在讨论一个数字，其实背后指向的是制度本身还能不能长期运转。

回望过去一百年，全球个人所得税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单向趋势：它从一项只针对极少数人的“奢侈品税”，逐步演变为桎梏中产阶级的“紧箍咒”。

1913年，美国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刚刚起步时，最高税率只有7%，起征点却高得惊人，绝大多数普通人根本无需缴税。所得税并非自然生长出来的制度，而是在战争状态下被反复证明“好用”的财政工具。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政府发现，没有哪种方式比所得税更稳定、更高效地为战争机器提供燃料。自此，所得税的边界开始不断扩张，税率一度被推高到90%这种近乎荒谬的水平。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取而代之的，是极其复杂的累进结构，以及越来越低的起征门槛。

结果是，许多国家的税制逐渐陷入了一种平庸的状态：为了在统计意义上缩小差距，政策设计开始试图把后半数人整体拉到所谓的社会平均水平。看上去很仁慈，听起来也很正义，但从系统层面看，这种做法恰恰是在不断削弱社会的内生动力，损害制度本身的延续性。

讨论税收问题，首先要分清两件事：帮扶是责任，但平均不是目标。

如果把社会想象成一场100人的长跑，当前许多福利和税收制度，实际上是以“第50名”或者“平均速度”作为参照锚点。这种锚点选择本身，就埋下了隐患。任何系统，只要让中间段失去继续向上的空间，塌陷就只是时间问题。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如果几乎不跑的人，也就是第100名，靠救济就能过上与拼命奔跑的第51名差不多的生活，那么从第51名到第80名之间的人，会迅速意识到继续努力的边际回报正在消失。慢下来，甚至直接躺平，都会成为理性选择。结果就是，真正“拉车”的人越来越少，“坐车”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维持表面的平衡，税率只能一轮轮被抬高，系统的能量输入却持续下降，最终走向失稳。

因此，一个更理性的思路是：帮扶的终点，不应是“拉平”，而应是“脱贫”和“基本保障”。换句话说，制度的托举目标，应该是让最底层的人至少站到“第80名”的位置，而不是去对齐中位数，更不是追求平均。

如果从制度设计的角度重新审视个人所得税，它更合理的定位，其实是对前80名人群进行一条连续、可预期的对齐曲线，而不是把压力集中在中间。一个更健康的区间，是让个税在5%到25%之间，覆盖不同收入层次的人群：收入刚刚站稳脚跟的人，象征性地承担5%左右的税率；随着收入提升，税率平缓上升；直到高收入阶段，也被明确封顶在25%以内。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惩罚成功，而是让所有仍在“跑道”上的人，都清楚自己付出的上限在哪里。

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经济体中，前20%的人往往占据了社会中绝大部分可征税收入。在这样的结构下，只要前80名人群整体处于这一温和区间内，其形成的平均税率，大致会落在10%左右。这个量级，在绝对值上已经足以把后20%的极端贫困人口托举到基本体面、生存无虞的水平。即便考虑到征管成本、行为扭曲以及制度运行中的各种摩擦，这一负担仍然明显低于当今许多国家对中产阶层的实际抽取强度。

关键不在于多收，而在于用对地方。税收的用途应当高度聚焦，只用于最底层人群的医疗、食物和基础教育，而不是被不断外溢到各种名义上的再分配项目中。托举，是把人拉出失序区；拉平，则是把整个系统拖回低效区。

这种设计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有多激进，而在于它对中间层的保护。当中间60%的人不再被高税率持续掏空，他们才有可能通过工作、储蓄和投资，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代际积累。二十年之后，系统会发生一种看似缓慢、却极其深刻的变化：由于整体生产力被释放，“第80名”所享有的生活质量，很可能已经超过今天社会中位水平。

这才是真正的延续。不是在存量中彼此消耗、反复分食，而是在增量中整体上移。任何试图通过不断提高税率、以取悦低收入群体来换取选票的政治手腕，本质上都是在透支制度未来的流氓行为。一个不需要反复加码税负、也不靠制造对立来维持支持率的制度，才是真正具备长期正当性的制度。 http://t.cn/RGoKz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