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老师对“美式法律”的评述，在我看来仍略显浮于表面。美国司法效率低下是客观事实，但这并非资本、精英的过度干预，而是制度底层设计的必然结果，是法律与政治之间为约束公权力达成的结构性“契约”使然。

在美国法律体系里，警察、检察、法院、陪审团权力相对均衡、相互制衡，再加上对抗式诉讼模式与对程序公正的极致追求，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一家独大”，刑事诉讼自然漫长、昂贵和低效。

这种模式有好有坏：

好的一面，是公权力被高度拆解与制衡，核心目标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最大限度减少冤错案件，体现“宁可放过一千，绝不错杀一个”的无罪推定精神；

坏的一面，是站在社会治理效率与大众道德直觉的视角，它显得笨重、迟缓，甚至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法实现公众利益的“一无是处”。

但是，美国司法的“低效率”与资本无关，而是立法者在制度源头主动选择的权力结构与价值排序，为防范公权力滥用，他们宁可牺牲打击效率、容忍部分罪犯脱罪，也要守住程序底线与个人权利屏障。这是不是缺陷？也许美国人认为这是寻求法治公平，对公权力“限权”所支付的刚性制度成本。

到底好不好？没有绝对的标准，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从美国人的表现看，他们似乎已经习惯遵守这些规则。鞋子合不合脚，他们说了算。

沈逸老师和我都是外国人，谈论这些也只是对着国内群众尬聊而已，是没有办法帮助美国人民是不是走什么法律路线的，更没有办法指导美国人民怎么处理政治契约的问题。

简单说，站在道德高地看，任何意识形态的社会体制，都是千疮百孔的烂，这就是常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